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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有着洗尽铅华之后的凝重朴素，尘埃落定之后的淡定从容。小说重温了新文学以来“人的文学”主题，这一失落已久的关于“人”自身成长的叙述，在未被污染的高原少年桑吉视角中得以充分展开。个体人的精神启蒙一方面在于智识（一如大百科全书的隐喻），一方面又在于世俗功利主义炼狱的锻造。带着阿来的气息，小桑吉在价值和道德伦理的自我辨识中健朗而宽厚，这种来自于旷野的清新刚健恰恰与现代智识启蒙一脉相承。老藤《熬鹰》（《小说选刊》2015年2期）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做了颇具时代特色的回顾和阐释。在熬鹰的过程中，隐居在幽僻乡间的老者以隐忍和旁观的姿态看世事风云，然而这个文本最吸引人的是出人意料的结尾：有着教谕意味的熬鹰被更为宽阔的敬畏所解构。在辽阔的宇宙生命和自然法则面前，短暂的社会历史及其意义体系既显现出人力斧凿的艰难，又露出功利主义皮袍下的“小”来。《生活之上》（《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3期）依然还应该出现在本年度的阅读书目上。阎真貌似琐碎的叙事隐含着对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从日常到精神浸入骨髓的哀痛，一代人对于“生活之上”的自我遮蔽和自我埋葬才是最为锥心的颓败。 小说罗曼斯依然钟情于记忆的重现。林白《汉阳的蝴蝶》（《上海文学》2015年2期）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青春生活的别样记忆。轻言浅笑的叙述中，林白勾勒了清淡朴素的几个人和极其平常的命运遭际，然而淡处却识得人生的真实况味。刘心武《煤球李子》（《人民文学》2015年2期）透过当下喧嚣功利的日常，执着地回忆了一个重情义的“人”，以及一段持续了几十年的淳朴爱情。这种情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爱情书写中是基调（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而在当下的文本语境中则更多挽歌意蕴。陈九《常德道大胖》（《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2期）用天津方言对于“文革”中好勇斗狠的少年行径有着诙谐自如的表达，方言在这个文本中闪耀着极其优雅的文学性。 哲贵《范老板的枪》、鬼金《薄悲有时》（《小说选刊》2015年2期）、女真《一手好牌》（《长江文艺》2015年2期）都是和日常经验有间距的创作。范老板的任性人生，李元憷凄惶的悲凉，吴一拧巴的个人生活……这些人无限延长的青春期特征让他们脱离日常生存轨迹，在一路自我任情的路子上显示出某种让人唏嘘的个人化精神特质。然而，有别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生活打破陈旧日常规范的先锋性，当下这种视点的写作是否依然能够保有某种力量感？武歆《比利时药水》（《山花》2015年2期）带着先锋遗韵探讨着关于人性幽暗的话题。衰老、疾病乃至如期而至的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基本问题，又是无法直面的问题。小说撕裂开老年生存的创口，幽灵视角中赋予人性复杂镜像。然而，对于集体无意识中依然重孝悌和人伦的中国人来说，面对如上情境可能更多遭遇生命终结时的纠结与忏悔（尤凤伟《魂归何方》，见《北京文学》2015年2期）。 新写实以来对于现实生存无间离的叙写风格一直是当下期刊写作非常重要的一脉，这类写作以倾诉疗伤的方式低吟生活之下的具体疼痛。姚鄂梅《天际花园的私房菜》（《十月》2015年1期）、孙频《无极之痛》（《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2期）、 彭敏《北京欢迎你》（《西湖》2015年2期），依然将笔墨集中在都市生活的漂泊感和无根性上，这种漂泊无根往往和一个具体意象——“房子”密切相关。蜗居尴尬带来了对于具体生活的极度失望，当下城市生存的诸多惨痛经历似乎都和居无定所、无立锥之地息息相关。然而，和间离具象生活的叙事一样，这类对于“艰难”物质生活穷形尽相的摹写，很难在力量感和精神性层面进入更深的维度。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平面地活着，然而小说还是要在生活的平面上腾挪跌宕，延展，再延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