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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新文学的爱好最初来自于冰心、巴金的作品，而最终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撰写有关丁玲的文章则完全是出乎偶然。 应该是在1977年至1978年间，高校恢复现代文学课程，但涉及“革命文学论争”“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学界的见解分歧较大。这使要把“共识”“定论”传授给学生的老师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关学术研讨会。出席者除了高校教师之外，还有一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人士和学界人士。讨论中与会人员大体分为三派：一派坚持鲁迅、冯雪峰的立场；一派要为周扬和“国防文学”辩诬；另一派比较持中，认为当时论争双方各有偏颇。我供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负责人是李何林教授。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鲁迅、冯雪峰一边。我也鞍前马后，东奔西突，为保卫鲁迅而打口仗和打笔仗。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汗颜。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未出生，以我的资历和学识，哪里会懂得什么叫“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但因为这种表现，我们单位受到了丁玲的肯定。爱屋及乌，我也受到了丁玲夫妇的青睐。特别是陈明先生，希望我能为中国丁玲研究会出点力。阴差阳错，在1996年我居然当上了这个学会的副会长，至2014年因超龄卸任，共18年。挂了副会长的名，开会不能不发言，于是就催生了一些文章，如《丁玲，女性文学，女权主义》《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片断》《琐谈〈北斗〉忆颜雄》等。这些文章，如实地说，篇篇都有新史料，篇篇都有原创性。俗语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研究丁玲的文章虽然还未能成荫，但相信这几棵学术之树是有生命力的，不至于速枯速朽。 研究丁玲，自然就会涉及她经历的苦难。她说过，我只是像一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早在应该春花一样美丽的童年时期，她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忧愁、愤慨和挣扎，故乡成为她第一个看见的黑暗所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目睹了罪恶的魔手掐死了丈夫年轻的生命。1933年，她又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幽禁了整整三年。1936年11月，32岁的她历尽艰辛，奔赴陕北，看到了新的人、新的天地，从而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但不久即因撰写《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受到批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可以视为丁玲事业的巅峰期，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只是好景不长，1955年她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后多次申诉，结果是平反未成，反倒在1957年又追加为没有右派言行的右派分子，从此离开文艺界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蛰居北京两年多，“文革”关牛棚一年，坐牢五年，其余时间都在风雪漫天的北大荒劳改。直至1984年80岁的时候，她的不白之冤才被彻底清刷，以洁净之身在人间存活了两年，而这两年中，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她只落得一副遭过千刀万剐的心和病残老迈的躯壳。 应该看到，丁玲的命运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黄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歌词让我铭心刻骨：“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这些苦难和苦痛，其实是我们民族的共业，无须任何人去加以渲染。有人说，苦难是负能量。姑且不说物理学中有没有“负能量”这个概念，即使有，那事物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够睁眼正视历史上确曾存在的苦难，我们就能成为勇者；只要我们真正能够以史为鉴，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难重新发生，我们就能成为智者。中国的勇者智者越多，中国的前途就越光明。还是鲁迅说得好：“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