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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叙事在技巧和修辞上不可用力过猛，为故事而故事或为形式而形式，都必然伤害到小说的审美质地。从文体上看，短篇小说创作若要在日常性和故事性上与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一争高下，很可能得不偿失。总的来说，无论是追求故事性的短篇叙事，还是张扬诗性的短篇叙事，小说家都应该将精神坐标的构筑作为写作的核心事务。 创作规模上， 2014年中短篇小说与往年持平，但从文体角度及艺术品质来看，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却处于失衡态势。相较而言，中篇小说是时间尺度上的文体，由于容量更大而给作家留有更多的叙事空间，无论是思想开掘方面，还是艺术拓新上都更易有所作为。而短篇小说则不同，依照鲁迅的说法，“才开头，就完了” 。他的意思是说，短篇小说不苛求线性时间上的故事性，而主要在一个片段或某个时间点上做文章。这个意义上，短篇小说的优势不在情节上的戏剧性，而更接近于诗。短篇叙事要在短小篇幅内完成深邃的思考，作家在故事层面上施展身手的空间则相对有限，难度更大。尽管如此， 2014年，众多名家依然坚持短篇创作。王蒙、张炜、残雪、叶兆言、范小青、毕飞宇、石舒清、杨少衡、尤凤伟、刘庆邦、王祥夫等，皆以短篇体制磨练笔法，寻求艺术形式的多元探索。不仅如此，青年作家仍旧充当着短篇创作的主力，特别是晓苏、蒋一淡、徐则臣、张楚、鲁敏、金仁顺、叶弥、余一鸣等，近年来他们创作颇丰，很有实力，能确保创作维持在一定水准上，给不免有些沉寂的短篇园地注入了活力。从文本看，他们致力于叙事结构的精心打磨，在艺术形式精致化的追求中寻求审美拓展，同时讲求小说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是这一年短篇创作的总体趋势。但深究这种态势及其后果，我们发现，短篇形式上的精益求精，往往服务于对故事性和可读性的强化，一定程度上致使小说审美形态趋同化；其次，短篇创作流于一种人生样态的揭示，或是某种社会世相的呈现，或是历史情绪和个人记忆的打捞，而疏于精神含量的输入，致使小说蕴含的诗性空间萎缩，直接影响到小说思想品位的提升。 2014年短篇领域，青年作家乃至文坛新人的作品，由于受到短篇创作重技巧重修辞的主流环境的影响，在结构、语言及叙述语调、语态等方面很下工夫，且运笔颇为圆熟。霍艳《无人之境》对艺术家情感世界的微妙捕捉，秦岭《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对人与人无法沟通的悲剧的寓言书写，朱山坡《天色已晚》从少年视角打量物质与精神的复杂纠缠，甫跃辉《坼裂》对婚外情中理性与欲望的冲突性的思考，孙频《不速之客》以妓女视角打开关于尊严、关于慈悲的意义追问空间，周嘉宁《让我们聊些别的》中关于抵抗虚无的象征化叙事，鲁引弓《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对比邻而居的男女在人生迷茫中互相获取情感慰藉画面的呈现，少一《没什么好说的》对干警灰色心理的观察，曹军庆《和平之夜》写问题学生“追梦”而终告破灭的故事等等，都显出不同的思考维度，算得上不错的短篇佳作。 从上述分析来看，无论是名家抑或是青年作家，创作中都相当重视叙事的技巧和修辞。在某些情形下，对技巧的倚重固然能够成就优秀作品，但这种追求，如果仅仅局限于如何讲好故事，让故事超出读者想象，达到“好看”的目的，在我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就短篇小说文体而言，对故事性的强调缘于西方小说传统。西方小说史上，长篇叙事文学的发展成熟先于短篇小说，英雄史诗传统重精神，那种神性总是笼罩于虚构的故事中。而短篇则刚好相反，比如《十日谈》 ，就失却了史诗的神性观照，而力主“以人物或行动再现日常生活”(伊恩·德里《论短篇小说》 ) 。在这里，强调对现实的“再现” ，往往会导致神性因素的退场。这种影响下，“再现日常生活”的线性叙事审美形态，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叙事的主流。新时期以前，短篇文体概念长期暧昧不清，以浓缩形式承担着中篇或长篇的日常叙事功能。某种程度上，这种创作趋向决定了作家对技巧的过于依赖。而技术主义追求一旦走向极端，小说的神性和诗意必然失去生长的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