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世界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中,改变传统的“外国文学”或“欧美文学”的划分,形成新的区域板块,将东方文学切实纳入世界文学史的范畴,梳理出世界文学史多元化的发展主线。 21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文学思潮,以大卫·达姆若什、弗兰克·莫莱蒂、艾米莉·阿普特等人为代表。其实践性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世界文学”文选的选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达姆若什等人主编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以下简称《文选》)。 东方文学大量进入西方经典文选 近代以后,“东方文学”一般是指亚洲和非洲地区各个民族创作的文学。在《文选》的古代文本部分,除了荷马史诗,以及赫西俄德、维吉尔、奥维德、奥古斯丁等西方古典作家、思想家的作品被选编以外,居于整部文选之首的是巴比伦创世神话,接着是印度的《梨俱吠陀》、古埃及的赞美诗、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埃及的《亡灵书》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国的《诗经》《论语》等。东方文学所占分量之大,不仅对1650年开始出版的诺顿文选中纯正的西方文学来说是颠覆性的现象,即使对十几年前的诺顿文选的选篇而言,也是相当罕见。东方文学起源早、历史悠久,古代巴比伦文学和埃及文学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也都先于作为欧洲文学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学。这在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学文选中应有所反映。东方文学居于文选之首,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文选》中世纪部分选编的东方文学作品有中国古代诗人王维、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李煜和李清照的词,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选段,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选段,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选篇;启蒙运动时期选编的有日本江户时代净瑠璃(木偶戏)和歌舞伎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作品,日本俳谐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19世纪选编的除巴基斯坦乌尔都语诗人的作品外,最引人瞩目的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20世纪选编了中国的鲁迅、尼日利亚的阿契比、巴基斯坦的穆哈默德·达维什等东方作家的作品;而整部《文选》以村上春树的作品作为结尾,昭示着东方文学未来的发展。 东方文学大量进入西方经典文选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长期以来作为弱势文化符码的“非西方文学”,已被西方的学术精英征入其华美的“武库”,处在了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位置,其意义已不限于文学的场域。《文选》改变了长期以来世界文学“不平等的整体”(莫莱蒂语)的局面,构成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多声腔合鸣。 中国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部《文选》中,中国文学文本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东方各国文学中数量最多。在中国,讲授或编写东方文学史时一般不讲中国,对此,季羡林在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时认为主要是出于篇幅或设置上的考虑:“因为,第一,对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历史等等,我们都有专门课程,时间长,内容丰富,我们都十分清楚;第二,勉强在东方文学史、东方历史等等里面来讲,遵照篇幅的比例,只能简略地来讲,费力而不讨好,毫无用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无疑属于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将中国文学排除在东方文学之外,除了上述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将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看待。这是本土视域所带来的结果。如果从世界文学多元起源和多元发展的观点来看,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文学特性来说,这一问题需要重新思考。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讨论中,认为不仅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国话语创建”以及“中国化阐释”是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学的切入点。 达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认为,美国人所说的世界文学仍以欧美文学为中心,但正在形成的全球视野对此提出了挑战。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中,或许正是“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意义之一。 实现东西方的平等对话 世界文学选集在编选范围上的变化,表明世界文学领域的拓宽,也表明世界文学的重心已从原来以欧美为中心的范围转向了世界。而如何深入进行东方文学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内众多学者在东方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不少学者也指出目前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如不平衡的情况。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一般对亚洲文学研究较多,对非洲文学研究较少;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较多,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学的研究较少;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国家的文学研究较多,对未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及其国家的文学研究较少;对英语文学研究较多,对小语种文学研究较少等。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的研究还相对单一。此外,比较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较多集中在中国文学与日本等东亚国家或中国与印度的文学关系方面。 将东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主体的新视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经典秩序,体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但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既不是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而是要达到东西方的平等对话。因此,首先须破除二元对立的东西方观,在多重层面上研究民族文学在东方内部的传播,以及对西方文学起源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东方文学和文化交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次,建构东方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将东方各国文学当作一个具有历史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并将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异之比”深化为理论上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辩证联系,形成一种理性思维与感悟体会相结合的独特方式。 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多样化。如采取多样化的视角,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考量东方作家作品或某种文体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又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审视和解读世界文学(包括东方文学)的发展;又如史论结合的方法,以论为纲,以史为目,阐幽探微,不断发现与应用新史料,发前人所未发,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标;还可将西方研究方法与中国历代诗学评骘方法相结合。另外,在世界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中,改变传统的“外国文学”或“欧美文学”的划分,形成新的区域板块,将东方文学切实纳入世界文学史的范畴,梳理出世界文学史多元化的发展主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12AZD09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