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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学界多有研究，但若论及梁启超与韩国的渊源，大概知悉者不多。作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梁启超将先进性、前瞻性的文学思想付诸具体实践，发起“小说界革命”，当时的韩国正处于面临社会危机的开化期，爱国知识分子正在酝酿小说革命，呼吁通过小说开发民智、唤起“朝鲜魂”。 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学界多有研究，但若论及梁启超与韩国的渊源，大概知悉者不多。作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梁启超将先进性、前瞻性的文学思想付诸具体实践，发起“小说界革命”，当时的韩国正处于面临社会危机的开化期，爱国知识分子正在酝酿小说革命，呼吁通过小说开发民智、唤起“朝鲜魂”。梁启超的相关著述恰逢其时地传入韩国，被当时韩国小说革命代表人物朴殷植、申采浩等人广泛传阅。他们积极吸取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并在自身的小说理论中加以引用。他们提出的小说理论，无论是在批判传统小说、强调小说政治作用方面，还是在如何认识小说感化力方面，都几乎与梁启超的小说观如出一辙。 韩国小说革命倡导者借鉴梁启超文学思想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被介绍到韩国。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并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小说和文学思想主张。其中的小说理论和思想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设在汉城（今首尔）和仁川的代售点迅速传播到韩国，随后其相关著述成为韩国小说革命倡导者的捧读书目。他们从中吸收的文学思想体现在小说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关主张明显可见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借鉴。在批判传统小说方面，为了倡导新小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贬低传统小说，强调传统小说是“诲淫诲盗”之两端。这种批判态度，在朴殷植的《瑞士建国志序》和1907年12月21日《大韩每日申报》的《时事评论》，以及申采浩的《今古国文小说著者的注意》、《小说家的趋势》等文章中都得到体现。申采浩曾指出：“韩国传来之小说大半为桑间上的淫谈和崇佛乞夫之怪话，此亦败坏人心风俗之一端。”朴殷植在《瑞士建国志序》中认为，韩国传统小说“淫靡无稽、荒诞不经”，如果在民间广为流传，必然会“败坏风俗”，“对政教世道为害不浅”。梁启超主张“小说之在人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朴殷植同样认为传统小说“已成为匹夫匹妇的菽粟茶饭”。不难看出，不仅在批判传统小说、倡导新小说的立场和态度方面，而且在个别用词上，韩国小说革命的倡导者与梁启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强调小说政治作用方面，韩国小说革命的倡导者同样吸收和借鉴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梁启超主张创作大量政治小说，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他曾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欧洲各国变革，“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朴殷植在《瑞士建国志序》中同样借西欧政治维新后的社会进步阐明政治小说的价值。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易入人”、“易感人”，具有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感人作用。朴殷植也在《瑞士建国志序》中说：“夫小说者，感人最易、入人最深，与风俗阶级、教化程度之关系甚钜。”二者不仅观点表达一致，且都使用“感人”、“入人”等词汇。申采浩曾用“薰、陶、凌、染”阐释小说的感化力，虽未深入解读其内涵，但这与梁启超提出小说的“薰、浸、刺、提”四种影响力量十分相似。类似的思想主张和相同词汇的使用绝非偶然，至少说明他们曾阅读过梁启超的相关著述、认同其观点，并在自己的文学主张中加以运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