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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研究视野拓展到了社会现实；研究方法受到精神分析学影响，拉康的理论成为她超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另一重要武器。解析符号学正是这两种理论交叉混杂的产物，是“一种通过精神分析对语言学所作的反形式主义的重新阅读，它将对结构的关注转移到结构生成的过程，从对能指的关注转移向记号”(15)，旨在揭示语言的异质性层面以及文本的多重表意手段。“采纳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这一交叉路线(克里斯蒂娃称之为符号解析)，最终使她放弃了文学，成了精神分析学家。”(16)这种混杂表明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资源的多元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理论话语的异质性。这里包含着处理异质性理论资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克里斯蒂娃学术发展的起步时期(即1970年代之前)，作为来自保加利亚的外籍学者，她有意将巴赫金进行了适用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解读，即一方面剥离掉巴赫金讨论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时的特定语境，而刻意凸显其超语言学的理论维度；另一方面则在语言学研究这一层面上强化巴赫金恢复语言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研究思路，从而凸显出巴赫金思想之于结构主义的超越。因此，这一时期她对巴赫金的接受采取的是求同存异的策略。另一种则是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已不再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而是法国学界声名鹊起的学术新星，甚至成为后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自己的学术思想也开始形成，一方面是多元、多样的学术理论与思想的交织碰撞，另一方面则是独立的问题意识、思想方法的形成与成熟，在处理异质性的理论方法方面也更加自信，更富创造性，也更游刃有余，她自由穿梭、取舍自如地游弋在异质性理论话语之中，以众声喧哗的方式展开多元逻辑的对话(17)。 精神分析学在克里斯蒂娃思想中所占比重增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到了1970年代，来自精神分析的关于主体、欲望、无意识等问题的讨论已与话语理论融合，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不仅更新了精神分析，也改变了结构主义；二是克里斯蒂娃自己的学术兴趣已开始偏离结构主义，进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论争。克里斯蒂娃承认：“由于我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这些语言的局限，我决心不再用中性术语来描述这类话语。我必须将自己置身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参与这一移情的体验。……因此，精神分析已彻底改变了我的著作、我的情感、我与他人间的关系，以及我的知识生活。”(18)不过，在1970年代的前五年，克里斯蒂娃还没有完全抛弃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其对精神分析，尤其是对拉康的接受还有着明显的罗兰·巴特式的痕迹。在自述中，她明确表示：“我的对话性概念具有矛盾情绪，我把它称为‘互文性’——这一概念主要受巴赫金和弗洛伊德的影响。”(19)可见“互文性”除了巴赫金这一影响因素，精神分析的影响也渗透其中。 在巴赫金那里，没有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主体存在，有的只是对话主体、主体间性的主体。但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主体性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体、思想主体发展为克里斯蒂娃式的精神主体、过程主体。在《词语、对话与小说》及《封闭的文本》这些早期文献里，她并没有严格讨论主体问题，只是提出“阐释主体”和“表述主体”这一对相对宽泛的概念，只是简单地将作者和主人公等文学批评术语转换成主体性理论话语，还没有跳出巴赫金所界定的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但到了1970年代，克里斯蒂娃对主体问题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在一系列文章中出现了对于不同主体的各种描述和命名，如“笛卡尔主体”、“拜物教主体”、“历史性主体”、“言说分裂主体”、“与神经症和精神病主体相区分的文本主体”以及“叙述主体”等等。其中，“过程主体”是与巴赫金思想有关联的理论术语创造。 “过程主体”一词出自克里斯蒂娃发表在《泰凯尔》1973年第52—53期上的《过程的主体》一文，标题中的“procès”在法国中有两重意思：一是“过程”，二是“审理”。克里斯蒂娃同时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用来强调主体性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暴力和斗争因素(20)。因此，也有英译者分别用两个短语来表示其意义：“subject in process”和“subject on trial”(21)。将主体性的形成视为一个过程的思想在巴赫金那里已露端倪，如巴赫金强调作者与主人公以及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以及主人公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对话是无穷无尽的，对话是无所不在、永无终结的，即“未完成性”。克里斯蒂娃吸收并发挥了这一观点，又将精神分析学中身体、意识、本能冲动等内涵贯注于主体形成的过程，并与社会现实、革命、解放等主题联系起来。“缺失/满足”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动力学理论的基石，从缺失而寻求满足的过程便是主体性形成和最终确认的过程，“分化/统一”是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的两种基本状态，不仅表现为身心之分，而且表现在意识与潜意识之别，否定、拒斥、反抗的力量成为其鲜明的特点，也因而成为“过程中的主体”的基本特征(22)。在《“我们俩”或互文性的故事(历史)》一文，克里斯蒂娃明确指出：“复调声音带来了我所谓的‘过程中的主体’(a subject in process/on trial)的问题。它与身份之间所建立的不稳定的联系带来了新的复数的认同。此刻，互文性的概念开始与我所使用的另外一些概念产生共鸣。也就是说，陌生/熟悉、移民个性和移植；符号学和它们超字面意义；卑贱、边缘型人格、对象模糊和主体行动。”(23)这里的“复调声音”就是指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主义和狂欢化理论中所包含的主体间的对话、杂语、多重音性。可见，尽管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鲜有直接提及或者主要借鉴巴赫金的思想，但这种影响已经内化到她的学术思想内部，成为其思维方式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