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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意境”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的标志性范畴，王国维、宗白华等人的“意境说”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意境”之说的集大成。近年来，罗钢的系列专题论文深入探讨了“意境说”的思想资源与学理脉络，认为这一学说并不是中国美学传统的总结与发展，而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中国版。这一见解的提出是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为依据的，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在承认王国维、宗白华的“意境说”接受来自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影响的前提下，如何判断这一重要美学与文论学说的理论实质，给予其恰当的理论定位——弄清楚它究竟是属于西方美学传统的还是属于中国美学传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与反复斟酌的问题。在确定“意境说”的理论归属时，其所指涉的中国的美学经验应予以高度重视。中国现代美学中“意境说”的话语建构过程对于我们今天选择美学与文论研究路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西方文论是“再现论”为主导的，其核心观点是“典型说”；中国文论是“表现论”主导的，其核心观点是“意境说”。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也几乎众口一词，似乎成为定论。西方“典型说”之形成有赖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别林斯基等哲学家与文论家的理论建构；中国“意境说”之形成则有赖于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戛戛独造。在中国古代诗文评的话语系统中，“意境”、“境界”都算不上是核心概念，原本无法与“感物”、“意象”、“兴趣”、“神韵”等概念相提并论。但经过王国维以及信从王说的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等学人的论证之后，“意境”或“境界”就成为凌驾于“滋味”、“意象”、“兴趣”、“神韵”诸说之上的核心范畴了。近十年来，罗钢教授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考证，以翔实可靠的资料与充分的论证指出，王国维的“意境说”实际上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其理论实质是德国古典美学的，而非中国传统的。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文论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之一，对于我们究竟如何评估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传统、中国现代文论与美学传统以及如何选择当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之路径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然而，正由于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应该引起学界广泛的注意与讨论，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看法，以就教于罗钢教授及学界同仁。 一 对于罗钢教授穷十年之力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只要认真读过他的十几篇长篇论文就不难看出，其研究堪称言必有据，资料丰富，判断精审，逻辑严密，绝非故作惊人之语的无根游谈。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对如此重要的学术成果似乎反应颇为迟钝，令人诧异。就笔者耳目所及，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者评价极高，以为对于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论具有颠覆性意义；一者则以为“意境”、“境界”之说中国古已有之，王国维只是集其大成而已，绝对不可能是来自于德国古典美学传统，对罗钢的结论持否定态度。那么罗钢的贡献究竟何在呢?如果说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意境”、“境界”并不是一个贯通历代的核心范畴，更不是古代美学的“最高理想”，并非罗教授创见，已有萧驰、蒋寅等学者言之在先，那么对王国维“意境说”与德国古典美学密切关联深入肌理的细致梳理与揭示，则是罗教授卓越的学术贡献①。以笔者愚见，这一贡献至少表现在下列三点： 其一、极为清晰地梳理出王国维“境界说”与德国古典美学的血脉联系。我们先看罗钢的结论： 从思想实质上说，“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一种中国变体。“意境说”的现代建构是中国学者为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进行的“传统的现代化”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现代化”转化成了“自我的他者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思想危机——王国维的“意境”说所包涵的正是一种以“康德叔本华哲学”为基础的、在中国诗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诗学话语。② 我们再来看看罗教授的立论依据。第一、罗教授认为，王国维的“意境说”包含的“基本的构成元素之一”是叔本华的“直观说”，王国维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这里的“观”就是叔本华的“直观”。王国维对叔本华“直观说”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关于“隔与不隔”的观点上。罗钢发现，王国维的诗学语汇，或采自中国古代诗学，或借自西方诗学，唯有这在现当代文论研究中影响极大的“隔与不隔”之说从语汇上看是没有来源的。经过审慎寻绎与分析，他发现原来“不隔”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可以直观”，而“隔”就是“不能直观”。在此基础上，罗钢对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直观说”的思想脉络进行了细致梳理，有根有据，不容辩驳③。第二、罗钢指出，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论述是受到叔本华与席勒的双重影响之后提出的，其思想资源同样是来自德国古典美学。他先是考察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叔本华的“从认识个体向纯粹认识主体的转化”从而达到的“自失”状态的观点、“纯粹无欲之我”的观点之间一脉相承的密切关联，同时又发现在叔本华那里“有我”与“无我”的不平衡关系，二者有高下之分，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则看不出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别。为了弄清楚这一矛盾现象，罗钢又进而探讨了王国维对席勒的接受。通过考证，他发现王国维通过阅读温德尔班的《哲学史》接触到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提出的观点，据此而有“造境”与“写境”、“理想派”与“写实派”的观点。他说： 《人间词话》提出的两对重要的概念，“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和“造境、写境”，尽管被王国维安置在一起，并赋予了某种联系，但它们所凭借的西方理论资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尤其是“无我之境”的概念，主要是从叔本华的唯心主义美学发展出来的，而后者继承的却是席勒开创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美学传统。④这一结论乃建立在细致的材料梳理上，坚实可靠。第三、通过对王国维与席勒游戏说、谷鲁斯的“佯信说”与“内模仿说”的思想关系的分析，指出西方近代心理美学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思想源泉。罗钢细致分析了王国维对席勒的“游戏说”、谷鲁斯的“佯信说”、“内摹仿说”的接受过程，揭示出这些美学观点对王国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一著名说法的重要影响。这一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是罗钢教授的重要发现。 其他如康德的“天才说”对王国维“古雅”说的重要影响，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始主义、有机主义、非理性主义对王国维“自然”观点的重要影响等等，都是首次提出的卓越见解，都以考证为依据，极具说服力。 其二、罗钢教授将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形成置于中国学者为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进行的“传统的现代化”工程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并指出，由于中西文化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在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就转化成了“自我的他者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思想危机。这无疑是很深刻的见解。中国近现代以来，那些脱胎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面前，出于看护与传承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考虑，确实为“传统的现代化”殚精竭虑。许多学者试图在“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端之间寻求折中之路，但真正有所建树者却极为鲜见。中国现代学术正是依违于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难以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传统。时至距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一个世纪之久的今日，如何建构起融汇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的新的文化形态依然是在探索中的大课题。 其三、启发今日学界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学术进行深入反思。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学界被视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泰山北斗，是公认的国学大师。罗钢的研究至少在文论和美学领域打破了王国维的神话，让人们知道，他的名声显赫的“意境说”远没有以前想象的那样伟大、那样不可企及。这一几为定论的学说原来也是可以质疑、可以拆解的。中国现代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西方学术的“照猫画虎”，不仅照搬了西方的学科分类，而且半生不熟地借用了大量西方学术概念，还大部分是通过日本转借过来的，所以各门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社会史、政治史等等，都多少存在着以西方学术观念宰割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问题。这样建立起来的各门现代学科、现代学术史，造就的一大批现代学术大师，如果站在今日的学术立场上来看，无疑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因此反思现代学术就成为今日学界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罗钢教授的研究可谓引领先河、卓然高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