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人类的记忆可以分类的话，或可分为群体记忆与个体记忆，若将个体记忆再次予以划分，又可分为生命的存在记忆与精神记忆。这应该是个饶有意味的界定，当岁月执意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烙下成长的印痕，而时间，则以另一种姿态，完成着对人类精神的着意镌刻，它不止是打破了时间的局限，亦是对存在的一种恒久指认。刘玉栋的小说，便是以生命的存在轨迹、精神的时间向度为坐标，将鲁北平原的大地苍生，那些阳光下深重的伤口，那些饱蘸泪水的诗意，以“清明上河图”般的美学结构，以俄罗斯文学式的饱蘸浓墨的深情深重的笔力，描摹出既独特又共知的土地之上的场景。时间的碎片、若隐若现的时代背景、符号化的历史意识，随着叙事者的故事纷纷展开，其间有自己的生命记忆，更多的则是作者以恣意驰骋的精神力量，完成对历史的自由打量与独立建构。这恰恰是优秀作品所深具的品格，它令读者得以全然重新体验那些曾经的生活，或感知从未经历的人类跋涉。 “冒险”的“轻逸”的诗性书写 一种生活，一种人人都在经历着或经历过的凡俗岁月，能引燃书写的热望，必有许多繁复的理由，而其间不可规避的一个重要因素，必源于这生活里诗性的饱满与充盈。刘玉栋的小说，无疑源自这样宽阔的诗意，从而使其文本凝结成大地上一枚枚诗性的露珠，或在太阳升起的晨光里熠熠闪动，或在星辰漫天的幕夜中兀自垂落。此间的诗性，绝非直观的眼中的诗情画意，而是神观的心中的一种更为悠长的意味，深远复深重，满怀着无数未知的冒险。这冒险来自对大地本质的“切近”之难，来自对人性意味的“考量”之艰，更来自易于为人诟病的“轻浅”之评。 《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为了企盼得到一块好地，近乎以神圣的心情让孙子逃学一天来抓阄，在得到一号阄后，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而当发现一号阄所得到的土地只是五块地头子，他内心美好的期待顷刻被毁，整个精神瞬间坍塌，以至于最后孤寂死于地头。土地与农民的生命如此相连，而命运的敲打如此不堪。小说结尾处，作者设计了一个梦幻般的情节，“我踩在圈沿的高处，一手攥着缰绳，一手抓着鬃毛，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它的背上。我觉得自己猛地长高不少”；“我看到月光下有一个黑影，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那是我们刚刚分到的土地。马儿突然停下来，我勒一下缰绳，它的两只前蹄跃起来，差点把我掀下去。它的身上潮乎乎的。它回过头，朝我夸张地扇动着鼻子”；“我望着月光下的那个黑影”；“泪水搅碎了月亮的光泽”。一个生命的逝去所带来的沉痛，却在浓郁诗意中以浅浅淡语出之。《幸福的一天》则让猝然去世的菜贩子马全以灵魂漫游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于人生幸福的怀想。这超越现实的荒诞化叙事，诗性地切入纯粹的人物内心。正如作者一篇作品的诗意浓厚的名字《风中芦苇》，对苦难的土地，生活于其上的苍生，成人世界的无奈与荒凉，孩子心念中的忧患与成长，无不以深重诗意的在场，把握着作品的律动，建构着作品的气质。作者心中诗与思的交织与印证、提示与补充，醇熟的诗意与深重，不仅不相悖，反而有着相辅相成的彼此梳理，不仅透视出作者的视野维度，亦彰显出作者大约已找到的传统与新意之间，一处弥足的中间地带。这避免了乡村题材写作的流俗，并于最为疏淡简洁的叙述中，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深刻意蕴。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他认为，“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境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我所寻求的轻逸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融，不应该像梦一样消失”。“轻逸”的本质所在，或可以他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评价来涵括，“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对于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世界，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之中，“轻逸”的品质或可创造出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给马兰姑姑押车》中的少年小红兵，《葬马头》中葬了马头的瘸子父亲刘长贵，叫骂的母亲，被斩头煮肉的滚蹄子马……这冒险的诗意中蕴含的“轻逸”，于刘玉栋用心的小说创造而言，恰如呼吸之于人的性命，无色无味、无可捕捉、无处不在、无可或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