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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散文结构在传播中构建 战国诸子散文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由若干零散的“章”组合成“篇”，它在战国相当普遍，而在其他时代则很少见到，堪称是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特定文学现象。有的诸子文集通篇都采用这种组合结构，有的诸子文集则部分地收录组合型散文。粗略地估计，组合型散文约占战国散文总量的四分之一。此类散文的组合方式各式各样：有些组合型散文就是一卷竹简的编联，章与章之间没有内容或形式上的联系；有的组合文章是以类相从，将内容相近或形式相似的材料编为一篇；有的组合散文通过承接转折的句子，将分散独立的各章连接成一个整体；有的组合将“杂引”与“立言”结合，寓创作于组合之中；有些组合型文章是层累地叠加，集腋成裘。战国这种特殊散文结构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言论发表者、记录传播者、文献编辑者分别是不同时段的人，弟子记下宗师的言行之后传给后学，传播既久，弟子后学手头竹简积累渐多，出于传播的需要，他们才将零散的宗师言行材料编辑成篇。 《论语》是战国第一部组合型散文结构的子书。《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上下章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如《学而》篇由十六章组成：其中八章是孔子言论，分别讨论学习、交友、为政、孝道、忠信、知人等问题；三章是有子言论，论述孝悌、和、信、恭；两章是曾子关于内省和慎终追远的言论；子贡的言论有两章，一章记载子贡论孔子温良恭俭让品质，另一章记载子贡与孔子论《诗》；篇中还收录了一章子夏论学言论。这十六章，每一章的主题都是独立的。究竟这十六章语录如何被组合成一篇，后人已经无从确切了解。《论语》编者在选录各篇材料时也会有意无意地有所侧重，似乎有一些按类编辑的意图，但这个意图不太明显，它的“篇”其实是若干支竹简的编联。孔门的组合型散文对此后诸子具有示范意义。战国诸子将不同材料组合成篇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刻意地模仿《论语》，如《孟子》一书就是模仿《论语》编辑而成，全书共分为七篇，虽然各篇取材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看，各篇并非以类相从。二是各派门生往往将零散的记录宗师言行轶事的单章组合成篇，这些文章一般都放在宗师文集的后面，相当于文集的“花絮”，如《墨子》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荀子》中的《宥坐》、《哀公》、《尧问》等等。三是为了存储资料而将不同主题的材料辑为一篇，像《韩非子》中的《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就是如此。四是将分散的短章言论编辑为篇，如《邓析子》就是由零散的短章缀合而成。这一类由不同材料编联而成的散文，旨在集零为整，以便于更好地携带、传播和收藏。 以类相从是战国诸子组合型散文的另一种形式。例如，《吴子》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六篇标题就是各篇的中心思想。第一篇《图国》由八章组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章”载吴起对魏文侯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昔之图国家者章”载吴起关于“四不和”的言论，“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章”论述道、义、礼、仁四德，“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章”阐述礼义是制国治军的关键，“凡兵之所起者章”分析国家用兵之“五因”“五名”，“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章”载吴起对魏武侯讲述治兵料民之策，“愿闻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章”讲述获胜之道在于重用贤能获取民心，“武侯尝谋事章”载吴起劝谏魏文侯以士为师。这八章散文虽然各有宗旨，但都统摄在“图国”这个大的主题之下。其他五篇也都是同类言论材料的组合。《文子》一书也是根据内容来组章成篇，如《道原》九章都是阐述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源的思想，《精诚》二十一章都是论述精诚在修道中的价值，其余各章也大体是同类言论材料的组合。《晏子春秋》前四篇是从形式角度将晏婴言行材料进行分类组合，《内篇谏上》、《内篇谏下》两篇都是晏婴谏辞的组合，“谏”是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的依据。同样，《内篇问上》、《内篇问下》组合的依据是“问”。根据“谏”“问”的形式因素来组章成篇，这是战国组合型散文的一个新思路。 有些诸子后学通过运用承接转折的句子，将内容相近的言论材料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篇上下有承接、有转折、前后关联的完整散文。墨子后学最擅长此道。《墨子》中的《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中》、《明鬼下》、《非乐上》等篇章多次出现“墨子言”、“子墨子曰”、“子墨子言曰”，谭家健先生认为，这些文章是由墨子的若干段语录组合而成。不过，这些文章每篇都有鲜明的标题以概括中心思想，每篇中各段语录之间有密切联系，运用自设问答、假设反对者的诘难等方式进行承接⑦。以《墨子·兼爱中》为例。《兼爱中》有八个“子墨子言曰”，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原始材料是八章墨子论述兼爱的语录。在首章语录中，墨子指出仁人的要务是“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随之提出“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两个问题。次章认为，“天下之害”是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不相爱问题。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有两个承接问句：“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由此引出第三章墨子语录，指出天下之害皆起于“不相爱”。接着文章又以“既以非之，何以易之”的设问引出第四章墨子语录，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不相爱”，并详细地论述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随后文章假设以天下士君子的口吻提出新问题：“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由此引发墨子第五章、第六章语录，指出天下能否兼相爱、交相利，其实皆取决于君主本人的主观态度。最后文章又假设天下士君子的困惑：“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由此导出墨子第七章、第八章语录，重点破除统治者对实施兼爱政策的畏难情绪，文章以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收尾。墨子这八章论述兼爱的语录，未必是在一时一地讲的，但墨子后学却巧妙地通过五个承接性的问句，将八章墨子语录组合成一篇环环相扣的论文。 有些诸子作者将杂引宗师言论与自己立言结合起来，组成一篇有内在结构联系的散文。如《礼记·中庸》全篇分为三十三章，其中十八章是杂引孔子言论材料，另外十五章出于子思本人的立言。朱熹对《中庸》结构有着精辟的分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根据这一分析，他将《中庸》划分为三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为《中庸》第一部分：“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为《中庸》的第二部分：“子思之言，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以下十三章是《中庸》第三部分：“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是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子思“杂引”孔子言论，似乎与《论语》每篇组合若干章材料一样，其实不然。朱熹对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独到的指点，他在第二章之后评点说：“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实首章之义，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这就是说，子思征引的孔子言论虽然在文字上彼此独立成章，但在全文意脉上是互相打通的。在第五章之后朱熹评点说：“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在第七章之后评曰：“承上章大知而言，又举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第九章是“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朱熹的评点揭示出子思杂引各章孔子言论的内在关联。 在战国组合型散文之中，《礼记·乐记》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篇。严格地说，《乐记》只能算一半意义上的战国散文，因为它只有部分章节是写于战国，它的最后完成应该是在汉代⑧。今人将《乐记》视为一篇文章，古人却把它当做一部由多篇音乐论文组成的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乐记》二十三篇。据刘向《别录》，《乐记》分为《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十一篇，剩下的十二篇是《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窦公》。《乐记》结构的特殊性表现在，由于传播系统不同，它的篇目次序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安排。将司马迁《史记·乐书》、刘向《别录》、郑玄《目录》、孔颖达《礼记正义》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在《乐记》篇目次序安排上并不一致：如《乐施》，孔疏本和《史记》本排序第四，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三；《乐言》在孔疏本中排序第五，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四，在《史记》本中则排序第六；《乐礼》在孔疏本和《史记》本中排序第三，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五；《乐情》一篇，在孔疏本中排序第七，而在刘向《别录》、郑玄《目录》中排序第六，在《史记》本中排序第五；……每一篇文字内容大体相同，但在不同版本中却排序不同。一个真正的艺术结构应该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不可接续一样。但《乐记》各篇组合如同堆积木一样，在不同的玩家手中，有不同的堆积方式。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组合型散文如何构成的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