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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五四文学亲近民众、走向平民完全是一种主动的姿态，有着深厚的平民主义思想基础，正如沈从文《边城·题记》所说，“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就难怪五四文学对于平民的关切和亲近能够成为一道蔚然壮观的创作潮流。 自五四运动进入现代中国知识版图和思想谱系以来，各种各样的解读声音不绝于耳，或视为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或看作自由主义的思想表达，或凸显反传统的激进诉求。切入视角不一，叙事基点不同，观点自难一致，这充分彰显了五四运动作为热点话语所具有的言说魅力和诠释张力。 事实上，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并非限于学生和工人参加的政治活动。由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同样不可忽视，它不仅没有淡出历史的视野，而且理所当然地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学界为何至今仍把1915—192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与 “五四运动”挂钩，称之为“五四文学”或“五四新文学”。其中的缘由，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五四运动已被人看作是一种包括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种种复杂活动在内的历史运动。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平民主义左右一切的时代，那此时的文学也同样走向了平民。自古以来，平民百姓的欲求和愿望多被忽视和遮蔽，对于他们的疏远、鄙夷、遗忘乃至拒斥，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而且是许多中国文人士子的习惯，平民很少被纳入文学的视野和进入文学的世界。事实上，部分中国文人过多地为帝王将相粉饰太平，为豪门贵族装点门面，为才子佳人无病呻吟，是地地道道的 “古典的”、“庙堂的”、“贵族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很少放射出平民主义的光辉。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学才与平民的生活、平民的思想、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人生发生了普遍关联，不再只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更多记载了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走向平民，成了五四文学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倘若翻开五四文学的篇章，我们可以发现它在 “民主”思想的启发和“科学”光辉的烛照下，与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古典文学展开了决绝战斗和彻底疏离，而远离庙堂的芸芸众生，为人不屑的征夫野老、游女怨妇、“引车卖浆之徒”，业已进入了五四文人的视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赞！陈独秀力图使新文学朝着 “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方向发展，胡适确认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平民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生机所在，周作人直截了当地将“平民文学”树立为新文学前进的方向，茅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应当是 “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这些锐利的战斗锋芒，不仅从理论上解放了文学的传统禁锢和思想束缚，而且从实践上创作了别开生面的新文学，中国文学终于从神圣的贵族宫殿走向了质朴的平民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