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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蔡元培亮出了 “劳工神圣”的旗帜，要求“认识劳工的价值”，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呼吁“到民间去”，劝告人们“速向农村去吧”，认为“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大张旗鼓地欢呼“庶民的胜利”。胡适的诗歌《人力车夫》、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郁达夫的小说《薄奠》等作品，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指向当时与文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 “劳工”——人力车夫，使得流行一时的“劳工神圣”不再是简单化、表面化或公式化的口号。从某种角度来看，五四文学是以人本主义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的标准接近和走向平民的。它们尊重平民的内心思想和情感，它们关注平民的生存境况和命运。这种关注和尊重，直接来源于创作主体自身的心灵觉醒，完全发自于创作主体自身的肺腑之情。因此，郭沫若可以在诗歌中大胆展现自己叫雷峰塔下一个锄地老人是“‘我的爹！”甚至要“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的心态和行为，原因在于他心底里把田地里的农民歌颂为“全人类的保姆”、把炭坑里的工人赞美为 “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情感的流露，显然不是一种矫揉造作或者一时心血来潮。同郭沫若一样，鲁迅在这股轰轰烈烈的平民文学浪潮中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情感。比如，《一件小事》就主要描写一个贫困的人力车夫撞倒一老妇人后不愿一走了之、而是热心救助这样一件“小事”，进而折射平民大众勇于担责、质朴无私的高贵品格，而这件小事时刻“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五四文学亲近民众、走向平民完全是一种主动的姿态，有着深厚的平民主义思想基础，正如沈从文《边城·题记》所说，“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就难怪五四文学对于平民的关切和亲近能够成为一道蔚然壮观的创作潮流。一部五四文学史，无论是为人生的还是为艺术的文学，无论是抒情的还是写实的文学，都离不开平民世界的映现和反映，或是苦难悲剧的愤激展现，或是理想生活的唯美憧憬，显示出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