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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被小资”的文学场透视 鲁迅的“被小资”，反映了以创造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论者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作家争夺文学场领导权的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启蒙作家在与传统作家对抗中实现了占位，成功控制了文学场。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作为新来者，要实现文学场的占位，必须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争夺领导权。 布迪厄指出，文学场争夺的形式与策略就是“定义”。作为文学场的新来者，他们通过定义推行他们的文学主张，并认定他们的论敌“不真是艺术家，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以此否定他们在文学场中存在的合法性［10］。 革命文学论者正是通过定义“无产阶级文学”这一策略来进行文学场的斗争的。推行无产阶级文学与他们的身份及社会活动性质密切相关。革命文学论者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南昌等前线撤下来的创造社成员，主要有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杨邨人等。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们撤退到上海租界，从政治场再入文学场，重操文学旧业。不过，经过革命洗礼，他们已经从单纯的知识人变成了知识兼政治的双栖人，是知识政治人。他们不再从事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将文学作为政治革命的工具，利用文学宣传革命。另一部分人是留日学生，主要有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他们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关心中国局势与文学运动，他们不仅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和文学社团也有联系。因此，创造社元老与留日学生是因为都皈依了无产阶级才走到了一起的，他们推行无产阶级文学以对抗五四作家。 这次文学场的权力争夺，革命文学论者成功实现了文学场的占位。通过论争，他们迅速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社团方面，除创造社、太阳社外，仅上海一地1928年先后成立了我们社、战旗社、戈壁社、洪荒社、血潮社、无轨列车社、澎湃社、未明社等；而刊物，1928—1929年间就创办了《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畸形》《思想》《日出旬刊》《文艺生活》《新兴文艺》《新思潮》《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刊》《我们月刊》等几十种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的刊物；论文方面，1928—1929年间，仅在创造社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讨论革命文学问题的文章就达40余篇，翻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国外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10余篇。1928—1929年间，革命文学取得绝对优势，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整个文坛的震动，不仅上海，包括大西南各地都高调宣传“普罗文艺”，各种流派的报章杂志无不登载普罗文学作品，连泰东书局等老出版物也纷纷“转向”与“刷新”，要向“新兴文学”方面努力。 正是凭借这一文化资本，他们在左联成立过程中成功建构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场。 但是，一开始，革命文学论的影响力还仅限于文学场与政治权力场的交叉地带——文化场，并没有真正渗透进文学场的核心领域——纯文学场。由于他们本身或放弃了文学创作、或本身就不是作家出身，这一先天不足使得革命文学的影响仅及于一般读者，无法进入文学场的核心作家群中。“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夭折便是最好的证明。“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于1928年12月30日，参加者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团体，参加成立大会有90余人，签署宣言有42人，但协会成立后一直没有开展工作，最后无疾而终。其夭折原因在于参加者并不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将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茅盾等主要作家排除在外，无法得到文学场的内部认可。鲁迅曾加以调侃：“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 ［12］这促使中共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文学场的占位，仅依靠创造社、太阳社等有理论而无创作的论者是行不通的，只有依靠纯文学场的主要作家，才能真正渗透进文学场的核心领域。鲁迅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人选，所以鲁迅被推举为左联盟主，而非首倡革命文学的郭沫若们。 革命文学论者进行的这场争夺战，与布迪厄所讲的波德莱尔等人的文学场权力争夺战，性质完全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波德莱尔等人的文学场争夺战从外部关系看是文学场挣脱权力控制的斗争，从内部竞争看是各种文学艺术类型、流派之间的斗争，是奠定在文学场的独立化基础之上、逐步将文学引向纯美文学的斗争，他们的脚牢牢地立在文学场之上。革命文学论者是将政治引入文学场，使文学场政治化、非独立化，他们先以政治权力激起文学场的斗争以获得政治文化资本，再凭借积累的政治文化资本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对于鲁迅来说，他的启蒙文学本来就脚踏文学与政治交叉的文化地带，早期离文学更近，经过这场论战之后被推为左联盟主，则开始向政治权力场倾斜，配合实现了文学场的占位，突出文学的宣传效应，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方向。这次文学场的权力斗争，与布迪厄所说的文学场纯化过程相反，是一个文学场政治化的过程。这一反向的文学场争夺战，不仅使鲁迅等部分五四作家与纯文学创作逐步疏离，强烈介入政治；更使中国现代文学场独立化的发展方向被强行扭转，使文学全面政治功利化，使纯文学丧失了发展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