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梁晓声著,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一版,36.00元 日前,梁晓声思想随笔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梁晓声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思想随笔43篇,其中《当“交管”撞上“人文”》等作品是第一次结集出版。作者在书中追问中国,思考社会,其平民立场和人文情怀贯穿始终。 “我关注底层,因为我就出身于底层” 相比于时代,梁晓声更关注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文化知识分子通过人的命运来诠释人和时代运动的关系,这一点和政治家、军事家们是不一样的。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战争片,一个军事家在指挥战争的时候说,‘我们要准备做出五万人的牺牲’。这里的‘五万’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如果具体到现实中、具体到每一个人,具体到他的亲情、友情,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就截然不同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意思。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谈问题时也是如此,他们说的都只是数字。理论家会把事情上升为概念,但是知识分子、尤其作家这种特殊动物,肯定是透过具体的人来看时代。比如法国大作家雨果,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写出冉阿让、芳汀这么具体的人。” 梁晓声说,自己生活中接触的人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和官员,相交其淡若水;第二种是与自己感情重叠最多的,中学同学、知青战友、左邻右舍。或许自己早已不是底层,但“他们就是底层,我跟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剪断”。 写时评,不快乐 梁晓声一直都在用两支笔写作。“小说是虚构的文本,作家通过这种文本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可是小说作品只有喜欢读小说的人才能看到。我的第二支笔写了大量的非虚构类文章,每当看到一个现象就写文章发在报上,时效性非常强。也许今天发表了,明天就扔在废纸堆里。可它至少传播了一次。” 一个作家不可以局限于情绪写作。 梁晓声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只要我过得好,国家和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晴朗的;如果我过得不好,整个世界都该受到诅咒”。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看待事物一定要超越个人感受。“如果一个写作的人看到了贫困、疾苦而没有感觉,那他还写什么呢?作家不可能只是讲故事给你们听的人。”梁晓声要求自己不限于“摆平书桌,进行虚构”。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深受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影响,他坚持不断写时评,为底层发声。 可他又说,自己将不得不选择独善其身。“我做了,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写时评不快乐、不愉悦;又要面对媒体,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无论问答,双方都在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其实心知肚明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曾经我乐于看到自己的博文发表后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的点击率;近来却常常想,发一大堆文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梁晓声“还会写时评,但只在日记里写,不会再发表了”。 做不到无动于衷 写过《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落笔犀利而鞭辟入里,梁晓声说,自己也会有郁闷和忐忑,有时甚至比较严重。面对媒体的很多消息,梁晓声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常常会想:吃的东西安全吗?生活的环境有保障吗? “看到蔬菜,我们都知道有洗不掉的农药。多泡一会儿再吃就可以了吗?听人说,连树都中毒了。为什么?因为连那片土地都是有毒的。我们还能说什么?不要那片土地了吗?不仅不能不要,还得继续上化肥。作为礼品送来送去的茶叶,不打农药能行吗?” “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得成为识别专家吗?” “夜深人静,我曾经想象自己是国家领导人,但若让我对这许多的社会问题拿出解决办法,我只会觉得无可奈何。想得难过,就点上一支烟。生逢此时代,任何个人、包括上帝本人都不能在短时间内,让这个世界变得顺心一点。一百多年前,全世界人口才16亿,如今的中国差不多拥有彼时全球的人口数。虽然实行计划生育,还是差不多每年会生出一个德国。更不要说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梁晓声说,自己不是在问普通百姓,因为根本不需要问,他们缺的首先是房子和钱。这个“人”,指的是知识阶层、人民公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