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文学写作者，当你做到鲁迅和加缪，事情就不会糟糕了。思想性是艺术性的骨头。我心向往之。
    刘诗伟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2016年于《十月》发表，年末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作直面当代现实生活，艺术呈现时代主脉的律动与生机，被评论家称为一部鲜活生动的当代“秘史”。小说主人公顺哥（周大顺）是一个“跛行者”，对生活真诚而处事黠慧，其独特命运和传奇经历贯透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与时代脉息互动相生、互为镜像，可谓一个时代的本质写照和典型标本。笔者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近日特约刘诗伟做如下访谈。
    秘密是什么？我不想一言以蔽之
    荣光启：据我所知，职业评论家和普通读者阅读《南方的秘密》时都在猜想是什么秘密。您能不能阐释一下您心中的这个“南方的秘密”？
    刘诗伟：是，在小说出版前，也有几位乍听书名的作家朋友也建议我换个名字，大概觉得它不够肃穆，不足以显示作品内容的厚重和深刻。但我以为这个名字改不得。我读到一些评论家发掘的这个小说的“秘密”，虽然各有不同、各有侧重，毕竟都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承认，这次写作有一点雄心，我想写一个巨大的秘密，关乎中国、关乎当代、关乎我们的生活。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密史。我喜欢评论家称这个小说是一部富有质感的“秘史”，虽然我把它看作夸奖和鼓励。这个小说写了许多显在的可以称之为秘密的情节，而最大的秘密是由全部叙事来呈现的，我不想一言以蔽之。我相信，读者读着读着就会接近这个秘密，就会“世事洞明”和“人情绪达”，并且感慨万千。可以告白的是这个秘密的发生：多年前，我在商海扑腾，某个夏天应邀去香港的一间山顶寓所休息，当时我无所事事，向南深望无尽的海洋，向北回望广大的祖国内地——我望见无数奔波的人——那时香港和内地的生活景况真是霄壤之别！我怎么就由此想到了我们的生活，想到了我们的生活何以成为秘密？
    
    荣光启：《南方的秘密》中，顺哥的人物形象本身具有悖论：一方面他是可怜的底层人，勤劳，坚韧，有情有义，爱憎分明，靠自己一步步的打拼走到人生巅峰，并且追求永恒；但同时他又有许多毛病，对利益见缝插针，对“上边”的人物处处迎合，在性关系上不能自制……这是一个在当代文学画廊中坚实站立的文学形象。你是怎么塑造这个人物的？你是否有意在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身上去反思过去的一个时代？
    刘诗伟：在我这里，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善政，顺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正果，是一个时代的产儿。这个人物首先是他自己塑造的。我不能吹牛说他是《堂吉诃德》里的堂吉诃德、《浮士德》里的浮士德、或者《唐璜》里的唐璜，但他跟这几位先生一样，在进入作品之前已经行走在世上。我认识顺哥。在我的家乡江汉平原及至更大的范围，顺哥一直是人们传说的人物，人们可以用他来讨论或戏谑各种话题。当然，我发现他之后，会有纵横的思考。有评论家指出，这个小说的本事不是以主人公的事业的起止或成败为线索，而是以追踪和探寻主人公人性与性格的发展为中心，这是符合我的意图的。由于顺哥的种种“跛行”，也有人从中感到“恶”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这已经是知识界的一个公识的逻辑，忠实于生活的写作自然不会规避和为难它；我不反对这种“一面之词”，但事实上我给出了更多的“善”。我希望作品的意蕴大过这些，并且体现对人生与社会的怜爱与慈悲。估计有些年轻读者可能不大习惯顺哥身上的诸多毛病以及他的做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没有经历，他们单纯，他们生吞了某些现成的观念和学说，但他们迟早会明白世道人生。时代生活如此，我只能格外疼爱顺哥。我坚信，很多时候人对于人生困境的主观突围是蛰伏或异形存在的，它是别样的可贵与美好。这也是小说喜欢的。
    荣光启：你提出的“悬意识”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对当代小说的艺术结构与叙事功能都能带来全新的意义。我非常喜欢小说《拯救》里的“我”和“悬意识”的“我”不断切换的视角，但《南方的秘密》却没有用它。您能否谈谈你的“悬意识”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里边的“潜意识”有什么区别？许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的所谓“小说的智慧”（米兰·昆德拉语），“悬意识”是您在自己的写作经验中总结或曰创造出来的一种“小说的智慧”吗？
    刘诗伟：没错，“悬意识”是我弄出来的一个词儿，是针对“潜意识”提出来的。但是，这不是一个为了理论翻新而虚拟或置换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在的发现，是我考察人的思维状态和自我验证的结论。人，到了文明时代，接受的信息和观念越来越多，被影响的精神和思维状况已不再是简单和简约的，常常也不那么明晰；这时，人的大脑里的有些意识和行为会出现分离（但那些意识是存在的），即大脑里会同时出现显在的意识（正在工作的意识）和隐晦的意识（暂时未能直接发生作用的意识），我把那个没有支配眼下行为的隐晦的意识叫做“悬意识”，它虽然看起来暂时悬置，却在隐性地支配着主体（至少是支配意念），它显然不是属于本能的“潜意识”。勘察现代人，是不可以忽视“悬意识”的。我在201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拯救》可以说是“悬意识”叙事的用力之作，而且我通过小说主人公表述了这一概念，后来也有评论家专门讨论过。“悬意识”的发掘，可以在文学的三个主体（创作主体、人物主体、读者主体）之间建构共契的交流和理解平台。我相信它的确立对文学和传播都会带来新的指引，不单单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拓展。到了《南方的秘密》，虽然叙事的基本结构不是“悬意识”的，但如果读者还觉得这个小说不那么拘谨和呆滞，则是因为创作主体和主人公的“悬意识”由言外渗透在结构或语言的空白里。今后会有人在这方面比我做得好。
    我的小说算不上“汉味小说”
    荣光启：关于你的小说的语言，如果说王朔、老舍等人写出了“京味小说”，你的小说里有许多湖北方言、武汉话，是否可以称之为地道的“汉味小说”？
    刘诗伟：不不，我的小说算不上“汉味小说”。我几乎在这方面没有追求。但是我必须让人物身带着烟火水气，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小说的律令。事实上，我的小说人物大多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都是半吊子的“汉腔”。当然，我跟所有认真的写作者一样，向来是讲究语言的，就像大姑娘对镜化妆一样殷切。对于小说的语言，我现在看重冲淡有味和言外意蕴。而我的小说语言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不该由我来讲的。每个小说家在语言方面都是很臭美的。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在我，自己的语言跟老婆一样是不可以冒犯的。
    荣光启：一个私人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你小说中的性爱描写？我个人觉得你在这方面很有智慧，你能很好地利用性爱描写来增强小说的某种抒情的深度，比如《南方的秘密》里顺哥和秋收在禾场上的那个夜晚，那真是一个荡气回肠的夜晚……
    刘诗伟：这不是一个“私人问题”。首先，我是颂扬人类的性爱的。我以为性简直是自然之神送给人类的最大礼物，是一个恩赐。但我觉得人类在性爱方面还可以大大拓展个体的快乐与幸福。看看《南方的秘密》中顺哥与秋收的那场性生活，你不觉得是一种魂飞魄舞、抛开世界、直叫人甘愿耗命或者永生不忘的生命极乐吗？性，有时竟可以回报、激励和拯救人生。对于顺哥，它是一种生命的本义。我写它，是因为它是巨大“秘密”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呢。遗憾的是，性常常被生活糟蹋，也常常被小说糟蹋。
    荣光启：许多读者都注意到在你的长篇小说中都有一个超脱者的人物形象，比如《拯救》当中的男主人公刘浪，《南方的秘密》中的叶苏，是不是你本人的化身和理想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在小说叙事中达到的效果你满意吗？因为有评论家考虑到：这样一个“完美”人物，他的观念会影响小说的叙述，这种人物安排或者说叙事设置，会不会对小说的美学效果也有负面影响？
    刘诗伟：哦，超脱者？这得把两个人物分开来说。《拯救》里的刘浪是主人公，是一个反思探索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拷问和反思自己，他在故事的中心，并不超脱；他的性格中倒是有对某些世俗的超脱。这种人物不好表现，好在我发现了“悬意识”，它帮助了我，让主人公刘浪不至于凌空高蹈。如果担心写这类人物对小说审美效果有影响，那只能是能力不逮，与“超脱”与否无关。在《南方的秘密》里，那个仅仅出场一次的叶苏倒是很超脱。不过，他的出场是必然的；在顺哥后来常去的高级会所或俱乐部，总有这样的人发表高论。我下海做企业咨询时干过这事。既然顺哥遇上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干脆把这个人叫做叶苏（我用过的笔名），反正他就是那么讲话的。这是我的一个调皮。在一部长篇里，花去大约1000字，而内容很关健，虽然“超脱”，也不至于伤害审美吧。我不知道审美有哪些定式。
    
    从来不忌讳自己是个在思想性上使劲的写作者
    荣光启：我知道你也是一位批评家，你有非常系统的文学观。我看过你的几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文章。最近你在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的发言，题目叫“回应时代主脉的文学”。你反对小说写作的“观念化”与“内化”……但当代作家有种种理由远离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模式。你的写作是否有意在贴近某种主流的文学审美取向、主流的文学价值观？你是否在试图向传统和经典的文学靠拢？
    刘诗伟：我一直只是一个文学理论探讨和文学批评的票友，与我所学的专业和个人爱好有关，也为了探索创作。如果把我最近的这个发言与《南方的秘密》联系起来，我得澄清两个“反对”：第一，我反对的是观念先行，同时指出了创作中怎么有效利用观念；第二，我反对“内化”写作流行，同时指出了“内化”是现代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拓展，指出了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平静”到以“内化”生活为主的状况，也指出了“内化”写作是多元文学的一种。我的基本意思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很宽广、结构很复杂、矛盾很尖锐，我们更需要回应时代的主脉。这是文学更大的担当。至于“贴近”，我只有是非，没有对象。难道主流啥都错了吗？再说“内化”，在塑造人物时，我恰恰是在“内化”方面很卖力的，不然怎么会有“悬意识”。这是两回事。关于你说的我向传统靠拢，我表达两个观点：一是小说传统与否，主要取决于内容，而不是形式；二是在我这里好传统和好现代是一家子，没有传统与现代的取舍考量，艺术审美从来不是靠穿上什么衣服产生的，如果创作上傻不愣登地向所谓传统或经典靠拢便是自取灭亡。我忠于生活，遵循内心的审美律动。
    荣光启：你关注今天的网络时代的文学、“80后”及新近出现的一些作家的创作吗？像郭敬明他们，整一个公司，签约几百个作家，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生产不同的文字、漫画、影视，像百货公司一样运营文学。文学这种来自个体的原生的艺术创造，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你有何看法？
    刘诗伟：当然关注。我还为网络文学的作家作品写过评论。你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是为“纯文学”写作的阅读广场担忧，我要回答的是：文学是可以多元也应该多元的，这种多元是分层次调动文学的功能并发挥作用；网络文学和其他走经营路线的文学，大体上只要符合真善美、好读、卖钱，没有不良观念和信息，就挺好了；至于能否出现经典之作，还在期待中。但是，那些观照现实、奉献思想、具有审视品格的创作，虽然不卖钱，但更有创造价值，更应当尊重。它是文明的光亮和指引，它是一个良性社会应当保留和保护的品种。
    荣光启：有评论家给你的小说一种定位：称之为“新反思文学”或“后反思文学”，对应的是“反思文学”。这种定位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当代作家常常缺乏对一个时代有深刻的反思的能力（一般作家都是努力去呈现，但缺乏判断、批判），很多人认为您的小说在这方面很有厚度。你如何看？
    刘诗伟：我从来不忌讳自己是一个在思想性上使劲的写作者。这与个人的经历、经验、趣味以及文学理念有关，也与个人的思想资源有关。问题不在于思想性，而在于如何艺术地表现思想。作为文学写作者，当你做到鲁迅和加缪，事情就不会糟糕了。思想性是艺术性的骨头。我心向往之。思想性来自于生活，又以反思的姿态进入创作，因为一般的文学皆为往事。有人说我是“新反思”和“后反思”，这是因为1980年代有过一批着力反思“文革”以及之前的政治生活的杰出小说，并以批判和抛弃的力量召唤了新时期的生活；而现在，我又对新时期生活开始反思，便是“新”或“后”了。我一直投身于新时期的主流生活之中，喜欢把人生置于社会的脉动中进行观察，努力追究关涉人的命运的关键因素及其它各种因素。社会生活是应当不断向好前行的。有担当的文学不应当总是拿一些公识性的道理来教育人。多数时候，我在思考如何把思想写得有趣和有感染力。思想性是对生活的最高关怀。
    荣光启：英国大诗人T.S.艾略特说过这样的话（大意）：衡量文学的标准一定是文学（不能首先是其他的标准，比如哲学、宗教等），但伟大的文学一定与神学的命题有关。你也说过，这个时代的写作者需要信仰，在你这里，与小说写作、与知识分子对这个时代的批判相关，“信仰”是什么？
    刘诗伟：如果说思想是纯然理性的，那么信仰则属于带着情感的精神层面。文学通过感染读者的方式发生作用。理性可以帮助和支持文学发掘人的情感与精神，信仰可以直接赋于文学以感染力。当然，信仰跟道德和情操有关，也有高下之分。伟大文学都是有伟大信仰的。托尔斯泰所以伟大，多半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中的理性表达，他关于社会的思考甚至是错误的，其伟大之处在托尔斯泰主义里的信仰被表现得无比生动。崇高的信仰因为至善而至诚而至美。小说中的信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者，二是人物。鲁迅写狂人和阿Q带着“救人”的信仰；歌德让浮士德博士具有追术真理的信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信仰跟宗教有相似的心理机制，虽然宗教与哲学跟文学天然互溶，但我不认为未来的伟大文学与狭义神学再有多少深度的牵连。此外，我的确说过现下的文学有批判缺信仰。我以为单纯的批判隐含的信仰常常只是公识的正义的标准或底线，如果创作者没有更高的信仰投射，或者人物缺乏良好的信仰品格，作品便失去了信仰之美。在《南方的秘密》中，主人公顺哥对“永续不止”的π的信仰并不比任何信徒缺少虔诚，这种虔诚会让生之“秘密”更加深沉隽永。
    荣光启：最后，请你谈谈个人的创作之路。随着2016年你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出版，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议你的小说，一些评论家也纷纷给出好评，是否可以称你为文学的“归来”者？此外，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湖北的小说家是一个重要的阵营，湖北文学界也为当代中国文坛奉献了一大批重要的小说，而在湖北这样一个小说大省，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写作？或者说你对自己的小说写作有怎样的期许、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带来什么新的质素？
    刘诗伟：从“下海”说起吧。1980年代，我毕业分配后虽然做着其他工作，但一门心思搞创作；发表过一些作品，都没有影响。1980年代未，看到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些人的确比我写得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那时年轻。但静下心来想：不是自己技不如人，是缺乏人生阅历；与其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如把自己丢到生活的最深处去。于是，1990底我离职到一家港资企业去做事，比“92派”离职投入商业早了一年多。跟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归来”者们相比：他们当年是因为政治运动被迫“下放”，我是主动“下海”；他们“下放”后是被管制的，我在“海里”是甩开膀子大干的；他们脱离了时代的主流生活，我在时代主流生活之中。我在“海里”干了将近20年（其间脱产读研三年），也获得了物质生活的自由，我觉得我可以重新开始写作了。自2007年起，大约十年间，我一面做别的事，一面写作，先后发表了《在时光之外》《拯救》《南方的秘密》三部长篇小说。现在，我已是年过半百奔60的人，没什么虚妄的想法，只有对人生社会的关怀之心未眠，只想写出符合文学本义的作品。我知道我在哪些方面写不赢别人，我只写别人写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常常是让自己不写。说到湖北文学，我以为最好的小说是观照现实生活的那一类，而且以中短篇小说见长。这类小说回应生活的敏锐性在全国是一流的，也算是一个光辉的传统，我十分尊佩并愿意学习。但我试图想得开一些。至于我的写作定位，实在想都没有想过。我想，文学创作跟工厂生产产品不同，不宜在“定位”上策划，作家成天要想的是如何弄出高级一点的作品来。返回腾讯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