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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关 键 词】诗文评/前后七子/李贽/三袁 【作者简介】杜书瀛(1938- )，男，汉族，山东省宁津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文艺学、文艺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 一、“诗文评”在明代正式得名 明代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贡献之一，首先表现在“诗文评”在此时得到它正式的称呼。 在别的文章中我曾说过，“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成立于魏晋南北朝，但当时并没有“诗文评”的名称。它的名称正式出现在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是从目录学、图书分类学的角度被提出的。《国史经籍志》是明代万历年间官修“国史”的一部分，全书未成，只留下焦竑所撰的这一部分“志”，仍以“国史”名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七史部四十三对此书的评语是： 《国史经籍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首列《制书类》，凡御制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诸书皆附焉。余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一卷，则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诸家分门之误。盖万历间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书未成而罢，仅成此志，故仍以“国史”为名。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于杨慎之《丹铅录》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略评介了该书内容，而颇有微词；但今天看来，仅焦竑提出“诗文评”名称，即是一大功绩。焦竑借鉴以往类书，特别是主要以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①为模式而撰写《国史经籍志》，纠正以往的许多谬误，又加以变化，并有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他将书籍重新编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如果加上制书类则为五类)，四十八小类(如果加上制书类四小类则为五十二小类)，三百二十四个属目。焦竑的贡献在于把以往的“文评”、“诗评”合在一起，第一次提出“诗文评”的名称。这虽是目录学上的名称，却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程度——即它作为一个学科从魏晋南北朝成立以来，经隋唐、宋金元，到明代，已经完全成熟，它需要这样一个名字作为自己的称谓，而且这个称谓很恰切。 关于“诗文评”的学科建立、发展，它与西方文论相对照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诗学文论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的深层内涵和民族根性……我在《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论“诗文评”中》已经作了论述，兹不赘。这里只想补充一下有关焦竑其人以及当时思想界的一些情况——这与“诗文评”表面看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从内里看，从深层看，暗通脉络，密切关联。 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又号龙洞山农。南京人，祖籍日照。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皇长子侍读。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晚明杰出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著述颇丰，撰著有《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二十七卷、《国史经籍志》六卷、《焦氏笔乘正集》六卷、《焦氏笔乘续集》八卷、《笔乘别集》六卷、《支谈》三卷等等；评点类作品有《春秋左传钞》十四卷、《九子全书评林正书》十四卷、《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东坡志林》五卷、《荀子品汇解评》二卷、《墨子品汇解评》一卷、《绝句衍义》四卷、《庄子品汇解评》卷、《苏老泉文集》十三卷等等；还编纂有《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四书直解指南》二十七卷、《词林历官表》三卷、《杨升庵集》一百卷等等。 在明代后期，焦竑是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相当先进的思想家和学问家，王(阳明)门后学的重要成员之一。现代有的学者称其为“王学会通派”的一员健将，说他“是一位治学范围极广、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和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会通思潮对于晚明思想学术各个方面的影响。同时，他生前交往广泛，影响巨大，号称东南儒宗”②。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几番贬抑，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清代学术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清代考据学的先导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通雅》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 关于焦竑的思想倾向和特点，我只要说出他的师承，他的朋友，他的学生，读者即会一目了然： 他的老师是泰州学派(左派王学)的重要人物耿定向和罗汝芳，他们都是左派王学的大将，在思想界发生过重要影响；对于晚明“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运动，焦竑予以承接与发展。大家知道，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宋代新儒学是一种适应帝国专制社会的创新思想，当时看起来红红火火，但在宋代它却并未取得官方地位，倒是到了蒙元时代程朱理学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明前期承袭元代思想体制，继续尊崇程朱理学，其所定下的立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是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内容、以八股制义为形式。明成祖朱棣颁行的官定教科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即以程朱注疏为标准，而科举也几乎成为选拔文官的唯一途径。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做学问就要记诵程传朱注，而其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渐僵化，成为羁绊人们思想的绳索。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明代中期王学兴起，对程朱理学是一个重大冲击；明代晚期的王门后学承续之。泰州学派是中国帝国专制社会后期的一个启蒙学派，他们努力打破程朱“理学”的死板教条。在经学领域，他们反对把程朱传注定为一尊，提倡古注疏，掀起博学考证风气，成为后来清代考据学风的一种范导——这就是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同时他们反对把圣人看成不可企及，以解除对人们思想的束缚。焦竑《支谈》(上)说：“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焦竑有一位忘年交李贽(号卓吾，1527-1602)。一提李贽，人们即会想到这位异端思想家的种种思想和作为，想到他的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想到他对当时思想界的冲击和震撼。而焦竑恰恰同李贽成为亲密朋友。与焦竑同年同馆的朱国祯(1558-1632)在其所著《涌幢小品》中曾说：“焦弱侯推重卓吾，无所不至。谈及，余每不应。弱侯一日问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③当时有多少人反对李贽、批判李贽，包括朱国祯在内，对李贽甚为厌恶。但是，焦竑则称其为“圣门第二席”。从前面所引焦竑“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的话，亦可见出焦竑与李贽气味相投、思想相近。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焦竑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生，即明末的进士，也是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是与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中国进士，他也是到天主教堂接受洗礼从而改信西教的中国进士。关于焦竑与徐光启的关系，还有一段奇特的故事。万历二十五年丁酉顺天乡试，焦竑任副主考，他从落卷中选出了徐光启的考卷，拔置第一，从而使他起死回生！徐光启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记述此事曰：“万历丁酉试顺天，卷落孙山外。是年大司成漪园焦公典试，放榜前二日，犹有不得第一人为恨，从落卷中获先文定公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1]若不是焦竑独具慧眼，一位天才可能就此埋没。徐光启对恩师终生念念不忘，在其《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中说：“吾师澹园先生，以道德经术表标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2](附编二) 焦竑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学生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万历二十年壬辰，焦竑任会试同考官，当年经他选拔而进士及第者15人，其中就有袁宏道④。此后袁宏道常常求教于焦竑。同时，焦竑还把袁氏三兄弟介绍给李贽，受到李贽思想(特别是“童心说”)影响颇多，“性灵”说的提出，与此密切相关。而焦竑自己也谈“性灵”。他在《雅娱阁诗集序》中说：“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2](卷十五)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就特别引出焦竑《澹园集》中的一段话：“夫词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词又不以相袭为美。《书》不借采于《易》，《诗》非假途于《春秋》也。至于马、班、韩、柳乃不能无本祖；顾如花在蜜，蘖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脱弃陈骸，自标灵采……斯不谓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独词之知，乃曰以古之词属今之事，此为古文云尔。韩子不云乎？‘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古以为贼，今以为程……谬种流传，浸以成习，至有作者当其前，反而视而不顾，斯可怪矣！”[2](卷十二《与友人论文书》)在引了这段话之后，郭先生说：“此文攻击七子之摹拟剽窃，颇与公安之论相同。”[3]此足可见焦竑对公安派的影响。 焦竑还与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士、学者利玛窦有一段友谊。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来到南京，结识了焦竑与他的好友李贽。《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一书记述了这段经历： 这时在南京有一位状元，即是在考进士时，三百位进士中考第一名的。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他因失官返乡，极受地方人士尊重。他对中国的三个宗教极有研究，这时极力宣传三教归一之学说。当时有中国另一位名人李卓吾，在焦竑幺家中做客。他做过大官，曾任姚州或姚安知州，却弃了官职和家庭，削发为僧。因为他博学能文，又年已古稀，声望极高，有许多弟子信了他创立的宗派。这两位大文人对利神父非常敬重。特别是李贽，本来非常高傲，大官拜访他时，他不接见，也不拜访高官大员；而他竟先自动造访利神父，使神父的朋友们都感到意外。利神父按照中国习惯回拜时，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在场，大家谈论的是宗教问题。李贽不愿与利神父争论，也不反驳他的主张，反而说天主教是真的。李卓吾在湖广有许多弟子。他得到了利玛窦的《交友论》之后，便抄了几份，分送给湖广的弟子们。因了这位大文人对《交友论》的推重，神父们的名声便也在湖广一带传开了。[4] 从这段记述，我们看到焦竑和李贽是多么开明。此时他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焦竑在《管东溟墓志》中曾说：“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摄二氏。”[2](续集卷十四)即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又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收摄各种学说。 综上所述，由焦兹这样一位学者提出“诗文评”的名称，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歪打正着”(不是专谈诗学文论，而是从目录学角度提及)，但是实际上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乃“正中历史下怀”也！这其间，颇有值得往远处和深处思索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