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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刊空间中的文人交际网络建构 洋场才子是一个基于地域因缘聚集的群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虽然他们和传统文人结社一样进行诗酒雅集、酬唱往来，然而，无论从身份变异、传播媒介还是诗词创作范式与风格的变化等方面来看，洋场才子的交谊网络与传统文人结社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身份变异来看，传统文人交际网络的主体绝大部分是处于儒家价值观念体系之内的士子文人，处于同一文社之内的文人往往存在着地域性与血缘性的私谊关系。因此，传统文人的交际网络亦可以看作是家族网络、友朋网络、师生网络、同年网络、社友网络等。 而沪上文人所建构的文学交际网络主体却是从科举制度中逃逸出来的失意文人。从地域范围来看，他们是从江浙地区流向沪滨口岸的洋场才子，传统文人交际网络的家族性、血缘性色彩被都市的陌生化、现代化特征所取代；从价值观念来看，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逃逸了科举制度体系，“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价值观念在他们的意识中颇为淡泊。 以《申报》为例，早期洋场才子、沪上文人交际网络包括报人群体如蒋芷湘、吴子让、钱昕伯、何桂笙、蔡尔康、姚赋秋、沈毓桂、钱明略、沈饱山、沈增理、蔡宠九、黄式权、高太痴、朱逢甲、韩邦庆等，早期主要的作家群体如葛其龙、袁祖志、李芋仙、王韬、邹弢等，他们之间的文人交谊并不来自于传统的亲缘关系，而是有赖于《申报》这个新兴的传播平台。借助这个传播平台，洋场才子之间进行着互动性的文学活动，在新的都市空间开拓现代性的人际交往空间。 对于第三个层次的《申报》读者来说，他们与报人群体和读者群体之间的唱和往来完全是凭借着报刊媒体这样一个传播平台所进行的“文字神交”。例如1872年9月24日，葛其龙在《申报》上发表《地震书感》；随后，《申报》上出现了多首和作，士人学子们纷纷表达对葛其龙的仰慕之情：“阅贵馆申报屡读龙湫旧隐大著，清词丽句，以慷以慨，拜服之至，所恨同游海上得吟佳作未识荆颜，因觉和地震书感一律聊志钦慕，录请贵馆斧政，刊入报中，不识龙湫旧隐见之其肯教我否耶?”[17]东江散人曰：“屡读龙湫旧隐诸作，清词丽句佩服良深，不揣鄙陋，特和地震书感一律，敢祈贵馆斧削登诸申报以志景仰名流之意。”[18] 其次，从传播媒介来看，传统文人结社往往是小范围内的诗酒雅集，文人之间唱和的作品主要通过文人之间的诗词集的出版进行人际传播。而洋场才子、沪上文人结社除了延续传统文人结社方式之外，更依靠着《申报》等媒介平台，与广大潜在的读者群体进行唱和往来，从而具有即时性、延续性与广泛性的新媒体特征。 1880年秋，《申报》文人曾在上海豫园大开菊社，关于这一次聚会，黄式权和邹弢的记载颇有一些出入。《申报》主笔黄式权是这样记载的：“昔年赋秋生在豫园创菊花会，会设四美轩。疏花瘦石，秋意满前。紫艳黄娇，令人作东篱下想。主人惨绿翩翩，诗情淡远，首倡七绝二首，一时和者如苍山旧主、龙湫旧隐、瘦鹤词人、南湖逸史、揖竹词人诸君，流连啸傲，别具风流。自赋秋从军辽沈，此会久不举行。”[19]120而《申报》作者邹弢是这样回忆的：“庚辰秋九月，长洲姚芷芳、嘉兴杨南湖伯润、金君免痴于海上豫园大开菊社，南湖首倡二绝句，一时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柴桑而后，此亦足以自豪亦。”[20]313 两段文字最大的分歧在于与会人数的差别。按照黄式权的记载，这是一次在豫园举行的小型唱酬活动，参与的人数大概在十人左右；而邹弢的记载中却说“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两者差异相当悬殊。但若结合《申报》文人结社的特点，则这一点不难解释。黄式权所记载的应该是实际参与豫园菊社的人数，而邹弢所谓“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则指的是唱和作品经由《申报》刊登之后，潜在的读者群体纷纷应酬唱和，最终形成数百人唱和的壮观局面。由此可见，《申报》文人间的报刊唱和已经突破了传统文人结社人际传播的限制，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借助新兴的媒介平台，《申报》文人之间通过诗歌唱酬所形成的交际网络范围之广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申报》上常常刊登文人之间的“怀人诗”，透过这些以组诗形式出现的诗歌可窥见文人之间错落繁复的交际网络。例如，袁祖志曾出访欧洲各国，写下《海外怀人诗》，并刊发于1883年11月15日《申报》，仅这一组诗就涉及与袁祖志诗酒唱和的友人共62人，计有：闽钊、金鸿保、汪兆麒、葛元熙、刘文、朱焯、谢国恩、朱树萱、葛其龙、钱昕伯、金继、何桂笙、邹弢、蔡尔康、李毓林、周河清、张鸿禄、严锡康、高长绅、王承基、李曾裕、陈宝渠、翁秉钧、莫祥芝、傅文彩、吕鸣谦、范小蘅、沈饱山、杨诚之、万剑盟、蔡宠九、黄瘦竹、孙泳甫、朱梦庐、陈衍昌、郭莲生、梁幼兰、管斯骏、张兆熊、闽正帆、吴文佑、孙儒伯、吴兰生、姚少莲、闵鲁孙、刘葆吾、藏道鸣、徐逸生、金尔珍、郑鹤汀、姚敬堂、章肖珊、舒春圃、万基、黄正卿、顾芷升、洪辛之、周召臣、胡榛、陈炳卿、张小琴、皮惠之。 最后，文学交际网络的变异带来了诗词创作范式的变化。例如，传统文人诗词唱酬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发生，且以一唱一和为主要形式；而沪上文人的唱和由于借助了报刊媒介的平台，所以呈现为公共领域多人唱和的新型方式，此种唱和方式规模一般较大。再如，沪上文人的唱和题材较之传统文人唱和功利色彩更为淡泊，而与市民社会兴起密切相关的消闲文化品格却较为突出。因此，在题材选择上，咏物、宴饮、题画甚至节气、祝寿、冶游等消闲性质的唱和题材所占比重较大。 就文学生产而言，《申报》对文人诗词的大量刊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使得文人借助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为近现代报纸副刊的诞生提供了范例与借鉴。虽然那些此唱彼和的诗作不免有格调鄙俗的弊病，所谓“此倡彼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然而，《申报》文人借助媒介平台所进行的文人雅集与诗词唱和，使得这种传统的文学活动具有了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同时，亦是凭借这个传播平台，脱离了家族与血缘关系的洋场才子和沪上文人得以建构起一张庞大的新型交际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