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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汪启龄、王夫之等人的返乡 除钱澄之、方以智之外，1651年返乡的永历朝士人仍有很多。著名文人金堡(1614-1680)曾返回杭州，但其抗清时的诗文今已不存，无法考知其详情。另如陈璧(1605-？)曾与钱澄之结伴从广东返回江南，惜其著作仅存二卷残书，(70)已无法深悉其返乡过程及前后的所思所想。 桐城人汪启龄字大年，号西厓。他在永历朝任职时，一度与同乡吴德操、钱澄之等人交恶，(71)但他在家乡早有好义之名，在广东任地方官时，也有官声。(72)与钱澄之抵家时间接近，汪氏在顺治八年(辛卯，1651)也抵达故乡桐城，唯其返乡的具体路线不知。汪氏在返乡前曾赋《归来辞》，似已不存。(73)今存《抵家》五律一首云： 邻叟惊相见，离家已十霜。荐瓜当稔岁，怀橘奉高堂。儿女看来长，田园别后荒。生还有今日，亲故半凋亡。(74) 与钱澄之一样，汪启龄亦已离家十年。但汪氏笔调间虽然颇多感触，如谈到儿女已长大、故园已恍惚、亲友多亡故等事实，但整首诗的情绪平缓而冷静，哪里有钱澄之、方以智等人诗中到处存在的“悲”、“哭”、“哀”、“泪”等字眼？刻骨铭心之疼痛在汪启龄笔下，只剩下感慨。 在此三年前，汪氏有《献岁》一诗，主题是思乡。诗曰： 献岁方三日，离家已七年。丹崖思皖岳，绿水梦枞川。又发庭前柳，应荒郭外田。候门怜稚子，镇日望归船。(75) 此诗的主题虽然与《抵家》诗略有不同(一为抵家，一为思乡)，但两首诗的构思(包括诗的结构、意象等)却几乎相同：首联言离家之时日有多少，颈联描写具体的外物，颔联言家园荒芜，尾联抒发感慨。用雷同的构思表述相近的主题，可见汪氏的诗艺并不高明。同时，他的诗中更多地表现出对于外在世界的关注，而缺乏对于人的内心的刻画。所以汪启龄的诗歌缺乏一种动人的力量，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上文所谈钱澄之、方以智、汪启龄等人千里迢迢返乡的江南士人相比，王夫之从桂林返回湘西的行程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但其中亦存在不少波折。(76) 1650年冬，在桂林陷落之后，曾有大雨持续六十日。时年32岁的王夫之无法追随永历帝南行，遂与郑孺人商量返家。王夫之赋《桂山哀雨》七律四首述说当时的困境，四诗今佚。当时的情形，只能从他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所赋的《续哀雨诗》中略可考见。王夫之在《续哀雨诗序》中回顾庚寅年(1650)年的困境，说： 庚寅冬，余作《桂山哀雨》四诗。其时幽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卧而绝食者四日，亡室乃与予谋间道归楚。顾自桂城溃陷，淫雨六十日，不能取道，已旦夕作同死计矣。因苦吟以将南枝之恋，诵示亡室，破涕相勉。今兹病中搜读旧稿，又值秋杪，寒雨无极，益增感悼，重赋四章。(77) 《续哀雨诗》四首实为悼亡诗，诗中所说多与1650年返乡事无关，唯第一首首二联云： 寒烟扑地湿云飞，犹记余生雪窖归。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鸟地危机。(78) 王夫之在诗序和诗中都提到了当年返乡时曾与夫人被困于一个山洞中不得而出的困境，当时他们已作好“同死”的计划。此外，王夫之在《砚铭》的小序中亦曾提及有一方砚台在“庚寅冬，桂林覆败，为叛吏挟家人夺去。”(79)可知当年逃难中曾有官吏挟持家人并掠夺财物。再者，据《王夫之年谱》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辛卯)王夫之“偕郑孺人挈敉公归抵家。”(80)可见，当年王夫之从桂林返乡时，既拖家带口，又逢大雨，且遭劫持掠财。则艰难困苦可知矣。 这段痛苦的经历一直留在王夫之的记忆中。对于自己的返乡，王夫之不止一次地反思、悔恨。1661年，王夫之赋《初度口占》七绝六首，其三说： 十一年前一死迟，臣忠妇节两参差。北枝落尽南枝老，辜负催归有子规。(81) 此诗显然是指十年前自行脱离行朝返回故乡之事。又其五云： 十载每添新鬼哭，泪如江水亦干流。(82) 自己脱离行朝已有十年，十年来永历朝廷流离西南，多少人为之尽忠战死，故所谓“每添新鬼哭”，而自己的伤心之泪无论有多少(如江水)，都能尽情地流淌，直到干涸，可见伤心之至。而蕴藏之间的无穷无尽的懊恼和悔恨，恰是当年因偷生而径自返乡的后遗症，王夫之个人的心结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