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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纪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故事”大概是我们惟一能够形成基本“共识”的一个修辞。“中国故事”在其特殊性的意义上应该指的就是以“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下现实”为书写对象的艺术作品。这是巨大的难题，关涉到作家的自我姿态、历史意识和美学想象力，如何在场同时又离场，如何本土同时又世界，总之，如何“既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美学的”。霍俊明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与“本土现实” 霍俊明 近年来文学界和文化界一直对所谓的“中国故事”、“本土现实”、“中国经验”抱有强大的阐释和争议的热度，而其体现出的文学美学和社会学上的焦虑显然值得深入探究。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从“先锋文学”开始说起 上世纪80年代，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作为显赫一时的“先锋”写作代表，其作品确实具有着美学和历史学上双重的重要性。这种“先锋”的写作潮流曾经在时代转捩点的早期具有不可忽视的诗学价值和思想文化史意义，而那时正在兴起的文学批评的“方法热”也对这一带有“异质”性的写作予以了不吝赞誉的热捧。当时的“先锋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几乎被头晕眼热的时代同行们集体性地忽视或搁置。这些先锋作家们由于所处的文学历史和社会语境，他们的写作不一而足的是学徒于“西方”。但是随着写作自身面对的挑战以及时代境遇的再次转换，很快，这种带有明显的对话性、互文性、技术性、修辞化和仿写化的“先锋”写作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及物性”和“中国化”的程度大打折扣。“异域”作家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作家重新寻找精神对应物的努力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这一时期先锋文学的“自信缺乏症”。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作家因为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营养不良而导致了作家个体主体性的丧失(当然少数的几个“先锋作家”的一些文本除外)。正是“自力更生”能力的缺乏，在中国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转盘上，在不断分层和分化的现实面前，那些还骑着自行车甚至木马的作家不能不被历史和现实的高速列车甩在身后。而他们写作中的“历史”尤其是“现实”就不能不与真正的历史和现实进程相脱节。正是这种惯性的“脱节”导致了长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处理“中国化”历史和现实能力的缺失。至于小说家和出版商以及市场化写作之间相互“染指”的不争事实也是近年来中国小说水平不断下滑的重要因素。本来处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就先天不足，加之近年来“消费现实和历史”成为写作的风潮，现实题材究竟该如何把握，的确令人担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