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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现实生活与新媒体的挑战 而在乡土化和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本土故事和叙述方式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下作家的诸多文本中关于“现实性”部分的叙事问题。很多作家过于急迫地想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观感和评骘。而从阅读的角度而言，这些与现实紧密接触和粘连的叙述部分却并没有使我们获得如期而至的阅读期待。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很多作家写作了大量的关于“现实题材”的文本，但是我们却在这些文本中感触不到文学的“现实感”。一定程度上，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集体在“现实感”面前乏力和失语。肯定会有很多人对我的这种判断不解或不满。他们的反驳理由自然是，我们当下不是有那么多关注民生、乡村、打工、草根和底层的写作吗？当下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文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真正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情怀、热度和冷度的文本却越来越稀少了。这里所提出的“现实感”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是有差异的。“现实感”显然来自于一种共时性的作家对生存、命运、时间、社会以及历史的综合性观照和抒写。这种观照和抒写方式除了与当下的时代和现实景深具有关联之外，也同时延展到过往的历史烟云甚至普适性的人性深处。换言之，“现实感”写作既通往当下又打通历史，既有介入情怀又有疏离和超拔能力。莫言的一句话不仅是对他自己的提醒，也是对中国当下作家的有力提醒——“我是从乡村出来的，我也坚持写乡村中国，这看起来离中国当今的现实比较远。如何把我在乡村小说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感受延续到新的题材中来，这是我思考的问题。一个作家要想紧密地跟踪现实生活，我觉得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所谓社会现实真是千头万绪，无论什么样的天才，在当今社会里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人物。这就需要我们用想象力来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寻找红高粱的故乡》)。 本土写作的“现实性”和讲述“中国故事”的企图显然具有着更多的难度和困窘。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密切关注当下又予以超越显然是中国当代作家必须注意的问题。更多时候，作家充当了像布罗姆所说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还是以莫言为例，他仍然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具有着优秀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感”的作家。这种想象力和“现实感”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家族化和命运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从而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和生命体验。在一个全面超越作家想象力的自媒体和寓言化时代，任何企图密切接近和阐释现实的写作者都必然要遭遇到这种真正的现实力量的巨大挑战。也就是说，小说家在试图进入现实的时候一起遭遇了一个来自于现实的困境——新世纪以来极具“传奇性”、“爆炸性”和“不可思议性”的现实场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的极限。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都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看看这些年来流行的官场文学、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的流行，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基于此，在眼球经济、屌丝文化、媒体发达的背景下，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尽管我们每天都能够制造出众多看起来与现实接近的很像现实的“拟象”类的作品，但这种平面、浮泛甚至虚构的“现实”题材的写作至多只是“仿真性写作”。作家们必须接受来自新媒体制造的扁平时代“全知全能”阅屏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