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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写作身份与现实立场 中国作家的身份问题一直是被反复谈论甚至争论的——这就是写作者和知识分子(公知)之间的关系。莫言一再强调自己是“民间写作”和“作为老百姓写作”。但是很大程度上，他所强调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或者“写自我的自我写作”是要去除和反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传统。这显然多少有些偏差。因为在莫言看来，“民间”和“知识分子”是对立的，“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我们仍在喋喋不休于作家的立场和写作伦理，而在文学话语的特殊性以及想象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和实践上仍然是乏善可陈。 不管孰对孰错，知识分子立场与写作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问题。就像诗歌界在多年前的一个讨论一样，“一个坏蛋是否能写出好诗？”这终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谈论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文学的功能问题。而问题的吊诡性却恰恰在此。在强调文学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文学本体性、个体主体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作家不是能够纯然“绝缘”和“非及物”的群体。既然我们深处历史和现实的旋涡之中，那么写作就是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纯诗”和“纯文学”的。 回过头来，当我们在纷繁的媒体镜头之下走开，回房间里再次翻读当下作家尤其是热点和畅销书作家的作品，我们是否缺乏足够的冷静与客观？换言之，尽管我们早已经不再缺乏从文学本体、语言、修辞和想象力甚至从贩卖过来的种种文学理论来分析和阐释一部作品的能力，但是对于中国当下的写作而言，我们都不可能回避一个惯性的集体追问——一部作品与一个国家的现实关系。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讲“中国故事”的人？以莫言为例，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寻找当年路边和瓜棚下为“民间”讲述故事的蒲松龄的身影。莫言一直有着讲述“中国故事”和“现实经验”的情结，但是这一“现实性”话语的表述过程显然历经了诸多困窘和难度。作家经历了双重现实——经验的和文本的，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文本现实”来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是的，这就是“中国故事”。一切正在发生，一切又都成了如此不可思议和充满吊诡的文学辞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