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语义纷繁，相应地，“文化史”的概念也难以明确。这样的状况使文化史的探讨有了多种“可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对“文化史”写作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该书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之后推出的又一本力图系统梳理中国近代文化的高校教材，可以将二者视为姊妹篇。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既有作者队伍的传承，也有学术理路的继承与创新。
    该书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出发，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相对普遍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思想、道德、知识、艺术、生活习性、风俗习惯等的整合体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并把对文化的理解分为“价值”、“知识”、“制度”三个层面。价值层面包括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宗教等；知识层面包括文字、历史、科学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法律、政策等。从该书的主旨而言，一直主张将文化视为“复杂的统一的整体”，努力避免对其进行简单分类叙述，文化的“整体性”思想贯穿全书始终。因此，上述将文化划分为具体的时段、领域和层次只是出于认识、研究和教学的需要。
    整体脉络方面，该书主要考察1826年至1956年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以传统文化的蜕变为基础，着力表现现代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历史。全书总体上采取“横断的历史叙述”，根据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将1826年至1956年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26—1895），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准备期。以道光初年为起始，中国文化的环境、构成、性质、趋向等逐渐发生明显变化，经世思潮兴起，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探求意识比以往更加强烈。19世纪中期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同一时期国内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使得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相应改变，清政府内部不得不走变革之路，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中体西用”渐成风气。
    第二阶段（1895—1927），是近代新文化的奠基期。甲午战败对国人的刺激异常深远，随后兴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已经深入到思想观念及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新文化逐渐生根发芽。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文明开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制度层面，民主与共和代表了近代文化的前进大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全面觉醒。
    第三阶段（1927—1956），既是近代新文化的建设期，也是近代新文化的终结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初步实现了国家统一，实行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与措施。1931年之后，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殖民极大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延缓了中国文化前进的步伐，但空前的灾难也激发了国人斗志，促进了民族团结，强化了近代新文化的民族性。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逐渐显现出强韧的力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全国取得了主导地位。1956年社会主义时代来临，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的全面到来。
    作为系统阐释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专题性高校教材，该书在一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学术风格与论述模式。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时段范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编者认为，道光初年是传统文化递嬗的一大节点。鸦片战争虽然在政治方面与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传统学术自身已经开始出现较大调整，传统思想内部已经激荡起一股经世致用、寻求变革的思潮，这种思潮与此后中西文化的碰撞、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具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该书具体以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起点。下限为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自此，中国近代文化史正式结束。
    内容方面，该书更多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比较侧重文化运动、文化政策领域。作为任何近代文化史不可回避的重点领域，“新文化运动”当然必不可少，而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运动”也颇费笔墨。该书所涉这一时段的主题包括教育发展、科学事业的奠基、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六大板块。虽然不可能涵盖全部，但各个部分之间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已经基本展示出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化面貌。
    在论述方法层面，编者鉴于近代文化“历史短，变化快，没有形成稳定、统一的形态”的实际，不局限于单一人物、单一文化事件的描述，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人物、事件等表现出的各种文化现象上。关注近代文化内容的丰富、多样与驳杂，以动态展示为主，强调文化史研究的统一性与整体性，突出不同时段文化的变化与特色。在论述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与内在理路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化发展的外在推动力，尤其注意政治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近代文化的影响。
    由于中国近代文化史本身的庞杂，由于教学规律的框定，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之内，《中国近代文化史》很难囊括全部，遗漏一些文化现象、文化事件亦在所难免。从体例上看，全书也仍有一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合理，这些地方都需要在日后的修订过程中不断完善。（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