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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东吴学术》2013年5期 史国强 参加讨论

    一九九一年,五十三岁。作家贾平凹的《浮躁》英文版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LSU Press,英译名Turbulence)。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讲演,题为“当代写作”(Contemporary Writing)。发表《百年泪水》(A Century's Tears,The World & I)。
    一九九二年,五十四岁。发表《英雄与恶棍》(Of Heroes and Bastards,The World & I)。评瓦格纳(Rudolf Wagner)著《当代中国戏剧》(《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
    一九九三年,五十五岁。葛浩文所译莫言《红高粱家族》在美英同时出版(出版社Viking,英译名Red Sorghum)。出版此书有一插曲:葛浩文在朋友家读到《红高粱》,读后很是激动,说:“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之后译出八章,投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对方同意出版。葛浩文的好友、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成名小说《喜福会》)听说后,请自己的经纪人出面与出版社周旋,最后将版税提高到原来的四倍。(38)据葛浩文称,到二〇〇八年为止,《红高粱家族》至少发行两万册左右。(39)同年,葛浩文所译刘恒《黑的雪》出版(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英译名Black Snow)。
    六月十四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讲演,题为“肮脏的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九月五日在《洛杉矶时报》评论版发表《年轻人与骚动者》(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一九九四年,五十六岁。《红高粱家族》又经“企鹅现代经典丛书”(Penguin Modern Classic)出版。葛浩文仅在“译者的话”里写道:“经作者要求,译文依据一九八八年台北洪范书店出版的中文版译出,恢复一九八七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删减的部分。经作者同意,个别文字抵牾,如日期和年龄不符,此次一并改正。”(40)这一版封底引用谭恩美的话:“莫言的声音将传入美国读者的心房,如同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堪萨斯大学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文写作”(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ing)。发表《这是谁的白日梦?》(Whose Daydream Is This? The World & I )和书评《不同深浅的红:政治苦难回忆录》[Shades of Red:Memoirs of Political Suffering,《新亚洲评论》(New Asia Review) 夏季号]。评杨萱的《爸爸》(《洛杉矶时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英译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十章,收入《一九九四文学杂志》(The Ergo:The Bumbershoot 1994 Literary Magazine)。
    一九九五年,五十七岁。译著《杀夫》再版,取名《杀夫及其他故事》(出版社Cheng and Tsui Company,英译名The Butcher's Wife and Other Stories)。马波(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的自传小说《血色黄昏》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Viking,英译名Blood Red Sunset)。同年出版的还有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出版社Viking,英译名The Garlic Ballads)。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初读《天堂蒜薹之歌》的感受:“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有一年,他给我寄了一份刊物,登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应该注意的。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41)葛浩文编辑并为之撰稿的《毛主席肯定不高兴》出版(出版社Grove Press,英译名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同年出版的还有英译苏童的《米》(出版社William Morrow,英译名Rice),与刘绍铭合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二〇〇七年再版)。
    一月二日在香港岭南大学,一月三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发表题为“我为何恨亚瑟·韦理”(Why I Hate Arthur Waley)的讲演(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还在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发表同题讲演),一九九九年在《翻译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十三、十四卷)上发表。其实作者并不是真的恨亚瑟·韦理,但此公实在不同一般,不免令人生妒,他自学汉语,从来没到过中国,也没有学术职务,是罕见的语言奇才,如作者所言,恨韦理是愚蠢的,作者不过是对韦理的翻译与写作感到惊奇、崇拜、妒忌。葛浩文要讨论的是,翻译的性质、译者的作用、译者的地位、如何翻译才能有效地传递原著的文化等学术话题,话里话外也表达了对韦理故意删减原文的不满,如韦理翻译的《西游记》,与原文相比,少了一半以上的内容,上百首诗歌被韦理译丢了,等等。不过,说到底,韦理还是伟大的翻译家,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葛浩文论翻译的代表作。
    四月十日和十一日在斯瓦斯摩学院和布莱恩·摩尔学院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新面孔”(The New Face of Chinese Literature)。六月,在科罗拉多大学诺林图书馆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艺术”(Contemporary Chinese Art)。九月七日,在丹佛发表题为“中国”(China)的讲演。十二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发表《说出来》(Speak Out,The World & I,十一月)。
    英译黄春明《癣》(Ringworms)和袁琼琼的《空位》(Empty Seat,收入刘绍铭、葛浩文编《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选》)。
    一九九六年,五十八岁。年初再次访问香港。三月十六日,在科罗拉多学院发表讲演,题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同月十九至二十日,在科罗拉多的福特科林斯发表讲演,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十月,为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作序,文中忆及端木蕻良:“上一次见到端木蕻良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他的老伴钟耀群以及一只没有尾巴的老猫住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套小公寓里,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端木蕻良的健康受到摧残,但他的精神仍旧是振奋的,情绪是明朗的。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次我们在一起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只记得端木蕻良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当端木被问及萧红如何在香港病逝时,“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42)那次见面后,葛浩文翻译了端木蕻良的小说集《红夜》(一九八八年经熊猫丛书出版),还撰写了有关其作品的评论文章。据葛浩文称,他们两人十几年来始终有书信来往。
    是年,古华的《贞女》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英译名Virgin Widows)。英文版《天堂蒜薹之歌》、《米》和《血色黄昏》经企鹅现代经典丛书再版。《血色黄昏》的封底上印着刘宾雁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的评论:“一部真实的、发自肺腑的、不加修饰的作品……写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为冯骥才《十年疯狂:中国文革口述史》(China Books出版)作英文序。
    一九九七年,五十九岁。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英文版经葛浩文翻译出版(出版社William Morrow,英译名Playing for Thrills)。王朔小说里的“京腔儿”,对葛浩文来说还不棘手,倒是字里行间那顽皮的态度不好在译文中再现。如他所说:“其实他的小说的难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调皮的态度比较难表现出来。北京土话我问他就行了。我举个例子,一九八一年,在北京,我去友谊商店买烟,问一个年纪挺大的营业员:‘劳驾,有没有曲灯?’他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曲灯的?’曲灯又叫‘取灯儿’,就是火柴。我说我看老舍的小说知道的。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他很殷勤地给我点烟,对我刮目相看。”(43)
    同年出版的还有李锐的《旧址》(出版社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英译名Silver City)。为《国民笔会》秋季号翻译林丽君的《撤退》(Retreat)。英译陈维英的《命中注定》(Tied Together by Fate,《译丛》春季和秋季号)和刘心武的一篇散文(《国际杂志》一九九七)。
    一九九八年,六十岁。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出版(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Rose,Rose,I Love You)。葛浩文的译序以文说史,文史结合,轻松中不乏深刻,严谨中又不乏幽默。他写道:一次,王祯和告诉采访他的人,《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妻子读了,但怎么也读不完。妻问:“你为什么要写这种垃圾?”王祯和的女儿更坦白:“好色啦!”他写作时,女儿就站在身后说三道四。之后葛浩文进入正题:如此这般,美国大兵就要从越南赶到台湾休假,所以要培训当地的酒吧女,在这种小说里,我们还能指望读到什么呢?美国大兵并没在故事里出现,他们不过是出现在姑娘们和店老板那丰富的想象里。滑稽与讽刺巧妙地结合,外加无处不在的低俗笑料,王祯和把这些“艳俗的”素材,变化成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滑稽无比的喜剧小说。序文还提到,在蒋介石及其继任者施行戒严法,打压传统文化三十年之后,台湾与政治自由和现代化匆匆相遇,此时出版《玫瑰玫瑰我爱你》,令读者又恼又乐。凡此种种无不在王祯和的捉弄之列,文字轻松,但鞭辟入里。在培训妓女的教员之外,小说里还有其他角色,一位喜欢抚摸男子和少年、不顾患者死活的医生,玩弄法律、以法赚钱的律师,竞选中脱光身子、要挟选票的政客。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如詹姆斯·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小说人物更是南腔北调,台湾话、普通话、日语、英语,杂糅并存;双关、外来语、首音互换、用词错误,所有这些不仅造成了一种鲜明的讽刺效果,还活脱脱地勾画出一部闹剧。对小说语言上的特点,葛浩文曲尽其妙,以不同的技巧逐一再现,希望“达到与原著相同的效果”。(44)不幸的是,小说作者一九九〇年逝世,年方五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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