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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思潮流变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艺术家要把文本的开放性作为他们的基本目标来苦心追求,它生成与扩张的理由和动力是什么?在《开放的作品》中,艾柯给文本的封闭以强烈批评。他将单义的、确定性的文本理解和阐释,定格于两个的更宏大、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上。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回答此问题的清晰线索。 一是对人类理性的反抗。在批评中世纪的寓意理论时,艾柯指出,以这种寓意理论为指导去解读作品,虽然也有开放的可能,阅读原文的读者知道,“每一句话、每一个形象都是开放的,都有需要读者自己去挖掘的多重意义;而且读者将会根据自己的不同心情选择他认为最简便的方式去挖掘,他将以他想要的意义来使用作品”。但是,无论怎样考量,那个时代的所谓“开放性”,与艾柯也就是当代想要的开放完全不同。中世纪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交流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形式,并不意味着欣赏的完全自由”,因此,这种开放必定是有限的、虚假的,在这种名义下,所谓开放“只有一定的欣赏可能”,而这种可能“是预先严格确定的、严格限定的自由,以便读者的理解反应永远不摆脱作者的控制。”更要害的是,这种单义的理解和阐释只是一种象征,体现的是一个“有序的世界,是一系列的实体和规律”,是人类传统理性的根本追求。从写作的意义说,对文本的确定性理解,是由书写者以理性的方式所确立的,他创制了意图,设置了形式,规范和约束阅读者按照既定的意图去理解作品。从文本的意义说,一个有限的文本,其中的蕴含能够为阅读者所确切把握,体现了理性的清醒与透彻,理性决定了理解与文本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将模糊驱逐于理性之外。从大的背景看,主张文本创作及其理解和阐释的无限性,正是自尼采以来西方理论世界不断兴盛壮大的反理性、反本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烈诉求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现实表现。对此,艾柯有一段总结性的话:“在如下文化联系中,即二元价值逻辑(传统的要么是真要么就是假,要么是事实,要么就是矛盾)不再是认知的唯一可能手段,而是多元的价值逻辑大行其道,确立了诸如认知活动的有效结果是不固定的这样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左右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主攻方向放在不断提出和论证“艺术作品不存在必然的、可以预见的结果,在这些艺术作品中,演绎的自由作为不一惯性中的一个基本因素起作用”,非确定性、模糊性,无限开放与衍义等等,成为西方当代文论的基本主张。 二是对专制制度的反抗。艾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提出批评,对巴洛克的建筑风格给予高度肯定,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区别开放和封闭所代表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及社会形态,强调开放的创造和刺激意义。艾柯认为,古典主义的方法同中世纪的文本解读方法一样,是“静态的、毫不含糊的细腻,是围绕中心展开的、用一些对称的线条和死角局限住的那种都集中于中心的空间布局手法”,这种手法是一种“本质的”的“永恒的观念”,是“由普遍秩序和存在的稳定性确保的规范化习惯”。而巴洛克风格却是“效果的不确定性”,“作品在不间断地发生变化”,“永远不容许有什么优先的、正面的、确定的视点”,这种风格是“现代文化和现代感的最早表现”,是对古典主义的强有力反叛,是重大的历史进步。在此基础上,艾柯明确指出,对文本和阐释的约束或收敛,体现了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帝国社会和神权社会的那种体制;阅读的规则就是独裁政府的规则,这些规则指导人的任何一个行动,为他预先确定目标,并为他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由此,我们不能不说艾柯对封闭的文本阐释理念的批评是犀利而深刻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梳理一条线索,即当代文本批评理论的滥觞,潜伏于近代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兴起并泛滥的大潮之中,生成于近代政治文明对中世纪蒙昧统治的反抗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向的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动荡与前途的模糊性,使世人——包括理论家、文论家,恐怕尤其是后者——产生和扩张恐慌心理,更易于坠入非确定性和偶然性的盲目与迷失之中。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百年多人类社会发生和遇到的复杂现象,无数前人根本无法预见、传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尚不能准确认识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诸如气候、环境、疾病、恐怖袭击,以及其它人为造成的万千灾害和苦难,使人类命运及个体生存经常处于不稳定、不安全,无所依靠的状态。偶然性和突发性,断裂与变迁,成为更突出、更敏感的新常态。同时,随着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人类的困惑和迷茫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扩大,甚至是成指数地无限扩大;人类的抗争,人类对一切未知的探索,也从未停止,其勇气和能力与日俱增。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此的存在决定了如此的意识。艾柯有言:“也许可以肯定地认为,这种对确定的、确实的必然性的逃避,这种含糊和不确定的倾向,正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危机状况;或者恰好相反:这些理论同今天的科学相一致,表现了人们对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和认知模式采取开放态度的积极能力,表现了人们有效地努力推进自己的选择余地和自己的新境界的进程的积极能力。作为人类灵魂的文学,它要表达和反映人类自身存在的环境和状态,超越对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的一切束缚和规约,各种困惑和探索,万千的失败曲折和胜利凯旋,当然也会千折百迴,疑窦重重,不确定,模糊性,多义朦胧,无限联系,仅仅提出问题,而无确切解答,由此调动激发世人奋斗精神,未尝不是进取、向上的行为,未尝不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且难以绕开的必然历程,也是文学与生活同步,在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庄严使命。对此,艾柯以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为例,说明在法国荒诞剧令人尊重和敬畏的一面。“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在其最严格的展示的意义上说并不提出解决办法:将由观众从他所看到的东西中得出批判性的结论。他的剧作经常结束于一种模棱两可之中,“这里不再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温和的模棱两可或者令人痛苦的神秘的含糊,而是一种社会生存中的具体的模棱两可,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碰撞,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其作品正象开放的讨论一样,也是开放性的:等待找到解决办法,期待找到解决办法,但这些寻找办法的勇气和热情,必须来自公众的共同觉醒。“开放性是革命性的教育手段。”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所谓开放与教育,其本身已蕴含它是以确定的目的和结果为最后目标的。 二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理解能力和方式产生的冲击,更确切地说,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复杂与多样,使人们对人类理性能力产生的误解和偏见,使违背科学精神的文本及阐释理论发生重大偏差。当代数学和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哲学和认识论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给人类思维和理论方式,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统计的或然性,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与薛定谔的著名争论(薛定谔猫),让一些人误以为,人类认识的确定性及预测能力无法应对量子尺度的复杂现象,决定论和因果律遭遇彻底失败,文学及文本的非确定性和模糊性是一种必然。于是,各种近乎怀疑论、不可知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伪理论、伪学说大行其道,给科学的人文研究和理论建设以极大的冲击。艾柯说:“在这一时代,认识论的局势是相互矛盾的,是相互对立的,或者说是尚不协调的。于是就会出现比如说这样的情况:作品的开放性和能动性要求确立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这样一些概念,这也正是量子物理学的一些概念,与此同时,这些现象有显出爱因斯坦物理学的某些情况所具有的启示性形象。”(安贝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正文,第021页)于是,文学和艺术家们的行动,呈现出与当代科学研究范围相一致的努力方向。“要设法弄清,作品的某些概念是如何同科学、心理学或者当代逻辑学的方法相一致或者明确的相互关联之下而产生的。”对文本演绎的自由,成为一个基本因素而发生作用,不再被认为是方向的迷失,“而是科学验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而是亚原子世界的可以验证的、不可混淆的存在方式。” “艺术只能接受这种状况,只能努力——作为他的职责——给这种状态以形式。” 这里还要对神秘主义的阐释与解读多说几句。前面提到在丹纳讲坛上,艾柯用极为激烈的语言批评所谓诺斯替主义。这个主义是希腊皮尔斯基督教早期的一种宗教和哲学的思想与实践,此学说主张神秘主义的宗教顿悟与救赎,“在基督教理性主义以爱‘肯定式’激发的推理模式去努力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漫长岁月中,神秘主义的信念并没有消亡。它作为一种边缘现象的炼金术士、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家以及中世纪羞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关于它的基本主旨,艾柯评论到:“旨在表明这样一种观念:希腊理性主义所描绘的那种宇宙秩序是可以被颠覆的,我们有可能在宇宙中发现新的联系与新的关系”。几千年来,这种宗教式的非理性追求一直徘徊和浸润于西方人文社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之中。在20世纪当代哲学的生长与演变中其作用尤为突出。至于文论领域,艾柯引用吉尔伯特?杜兰的观点,开列出许多人的名字,从海德格尔到荣格,从列维-施特劳斯、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到格雷马斯、德勒兹,一大批当代著名大师,嗤之为“整个现代思想体系都靠仰赫尔墨斯的鼻息而生存”的人群,锋芒直指20世纪的哲学与文学理论与神秘主义的传统与联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艾柯的这个论点,表达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神秘主义是无限开放观念的思想与宗教根源,在现代科学和实践面前,难道可以久远地占据统治地位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