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杀于里约热内卢，结束了从1934年开始的流亡生涯。对后世来说，茨威格的自戕留下了一个文学史上的谜，也使一类文学———作家传记———的书写变得异常艰难。学者们大可皓首穷经地研读作家的文本（包括创作、书信、箴言、演讲、涂鸦），构建起作家的身世与思想经纬，然而对于一个通过自杀告别世界的作家，我们是否真能经由这些文本，接近其灵魂的本源，揭开其不为人知的隐衷？
    法国作家洛朗·塞克西克对此不以为然。显然，他服膺茨威格在流亡巴西期间，于资料匮乏的窘境中为随笔大师蒙田立传的准则：我们书写某个人物，文物与字纸考证固然重要，但对传主灵魂与精神的探索当是传记书写的核心要旨，因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才具有吸引力，深入这个人的内心，看穿他的秘密，远胜于研究分析他的作品。应当沉浸在他的灵魂深处，揭示人性的秘密”。
    塞克西克出版于2010年的《茨威格在巴西》，便从茨威格的个性与精神层面出发，深刻揭示其生命最后半年的思想危机。由于彼时欧战正酣，缺乏茨威格这一时期的具体史事，塞克西克的描写不乏精神分析之类的推论成分。然而他的叙述无不建立在茨威格过往生活与创作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这本亦传记亦小说的作品反倒比一些学术论著更让人了然茨威格复杂的内心世界。
    在书中，塞克西克强调了恐惧和负疚这两种情感对茨威格的致命影响。恐惧，既来自茨威格作为犹太人，在甚嚣尘上的反犹浪潮中推人及己的宿命感，亦源于其赋以全部精神寄托的欧洲文明崩溃所带来的挫败感。他的“在哪儿放下行李，哪儿就在脚下塌陷”的受害臆想，可不是落魄文人的多愁善感和无病呻吟，而是多年稽考历史、创作人物传记的深刻心得。在他看来，整个历史涂满了“血腥、暴力和阴谋”，文学艺术简直是劫后余生的奇迹。茨威格的心态便这样摇摆于生存的庆幸和毁灭的悲观之间，一如其初到巴西时对从欧洲抢救出来的四十本书得意不已，“这帮人（纳粹）哪里会嗅得出沙龙的味道”，转眼他又在《昨日的世界》中以往事不再来的忧郁缅怀那些逝去的大师，末日情调浓得简直化不开。
    我们很容易理解恐惧之于人的意义，这也是大多数茨威格研究文章中所强调的。但茨威格的负疚又是怎么回事呢？塞克西克提到了两点。一是上文说到的犹太人的宿命论，一种共同的命运感使茨威格心系沦陷欧洲的同胞，身在大后方反而使他倍感煎熬，以至在生活中刻意营造重压和痛苦，用来换取内心的平衡。二是茨威格暧昧的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恰恰与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相悖。茨威格是个人道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当年必须作出抉择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天下大同的理念只会使他两边不讨好（在英美，茨威格被归为“敌国侨民”）。他反对纳粹主义，却从不愿为犹太人的生命与自由鼓与呼，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怕话一出口，被别人拿去大做文章，落得个出言挑衅的下场”。
    塞克西克指出，茨威格的这种谨慎并非胆小怕事，而是一个作家对自身定位的一种基本看法。他坚持独立的立场，拒绝被利用，无论这种利用来自政治还是经济，也无论利用他的是希特勒，或是罗斯福。他认为一个作家最本职的使命是用笔说话，在他，便是“探索男男女女的灵魂，窥视其内心的奥秘”，至于拉横幅搞笔战，则是心怀这类担当的作家们干的事。茨威格的这种看法让我想起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一些争议的回复：不能强迫所有的作家在街头发表意见，也应允许有的作家在书里发表意见。茨威格走得更决绝，除了少数作品，他拒绝在书中发表意见。
    拒绝发表意见的茨威格，终于无以承受公民-艺术家关系撕裂所造成的痛苦。他只求安心做他的艺术，而时代的诡异使他最后只得离尘遁世，沉浸“昨日的世界”以“更加真挚地热爱生活”。
    《茨威格在巴西》写得诗意又从容，作者塞克西克成功地再现了一代文豪的生命绝唱，其情其景，莫不让人感同身受。
    《茨威格在巴西》 [ 法 ] 洛朗·塞克西克著居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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