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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写作中注入现代意识?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报》2013年1月17日 傅小平 参加讨论

自中国社会经历转型后,现代性成了知识界内外不断阐发的热门话题。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是否在作品里注入现代意识,某种意义上成了判断其创作进步成功与否的重要标识。然而,正如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当成一个预设的命题加以谈论。当我们被现代性的焦虑裹挟着踉跄向前时,对诸如何谓现代意识,又该在作品中怎样体现这种意识等,却未曾深入思考过。
    事实上,诚如出版人潘凯雄所说,相当长时期里,我们一讲到作品的现代意识,就会联系到意识流、时空倒错、人物的变形、极度的心理描写等技术层面的表达。如此,从西方作家创作中学来的种种技巧变相繁殖着,对技巧背后的深层意识却不甚了了。很多作家的创作,终不免如无花的果实,没有经历抽丝剥茧般绽放的过程,纵使看着无尽的繁华,内里却透着同样无尽的虚空。
    这也是作家贾平凹需要直面和解决的写作难题。可以想尽,一部作品倘若聚焦心灵或精神的命题,或是通过对生活的描述,最终归结为精神问题的探讨。作为小说的创作者,作家可以自如地在作品中阐发自己的意识。然而,当作品执着于生活层面的表达又该如何?在1月10日于北京首发的长篇新作《带灯》里,贾平凹试图从一个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的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她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由此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思考。
    小说主人公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小到邻里之间为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作风、贪污腐败等问题都让她处于漩涡的中心。贾平凹借“带灯”之口把中国基层生活中的问题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她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遥远的情感想象之中,远方的乡人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的精神寄托。
    显然,贾平凹不想把小说写成一部探讨中国问题的准纪实作品,尽管他写的当下社会最现实的主题。他也不想写成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尽管紧接着《古炉》写成的这一本《带灯》,关注的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或许这是我的命。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而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而要完成对传统意义上的写作的超越,贾平凹所能想到的是,在作品中注入现代意识的观照,这或许是他在《带灯》后记中特别谈到现代意识,并在新书首发式上加以强调的原因所在。
    在贾平凹看来,作家生活在当下,自然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意识。“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然而,当美国这样的国家四处干涉和指点,到南极,到火星,他们的文学随之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找人类栖身地的题材时,中国因为贫穷依然在关心着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相应地,我们的文学依然在关注着续写着现实和历史。那又得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呢?“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而是要做到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
    以此看,体现在贾平凹的写作中,要表达出某种意义上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意识,恰恰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到最中国化的表达。“在社会大转型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改变,但是中国这种情况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为什么有上访,为什么有维稳这种情况,有总的文化背景在里面,人的好多行为都在时间的下面流淌着,作家就是把这种似乎好像无界的东西呈现出来。”在贾平凹看来,这“好像无界”的东西,其实就是最能体现中国特点,亦即中国文化特点的东西。“这里面呈现出的国情、民情,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因为这种国情、民情,如果不是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就创造不出这种形态。”
    也因为此,在选取《带灯》素材的时候,贾平凹对自己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的从生活中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者编造的东西。”小说的写作源于一次奇特的缘分。“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
    贾平凹真的去了那个地方,就在大山深处。“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此后,这位乡镇干部经常与他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还定期给他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有了这些从真实的生活中长出来的东西,贾平凹得以用他独特的视角、平实的语言、紧凑的细节描写生活的真实面目,这种面目充满了矛盾、迷茫和不解,但这恰恰是变化中的乡土中国经历的一切。诚如有评论所言,贾平凹用中国最传统、最底层的文学方式,真实地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也正是因为他写作中的这种民族化特征,反而让他的作品同时具备了世界性的特点。

责任编辑: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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