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读书方法的文章很多，有些说得也很有道理，但千条万条，读书总离不开一个“读”字。依笔者看法，读书真要有收获，必须做实这个“读”字。对重要的经典和文献，下死工夫去读，用最笨的办法，围绕经典和文献，收集所有相关材料，力求读通读透，有点类似陈垣先生所讲的“竭泽而渔”的办法。这一方法，看似笨拙，实则有大成效。仅举我最近的阅读为例。
    最近经常拿在手中的是《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选编，三联书店1981年版，以下简称《文选》）。大约两个月前去以前工作的单位，那里有一大堆旧书，无人理睬。出于对晚民之际文学文化和思想的兴趣，我对当时的文献格外关注，无论是那个时候出版的著述，还是由后人编选的篇章。资料选编尤为重要，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书写”。拿这本《文选》来说，它所收录的每篇文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历史的书写，是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这是其一。其二，五四时期关于妇女的讨论很多，《文选》所收只是其中相当有限的一部分，它这样的选择是在1981年做出的，这是30年前的事了，在这个意义上，《文选》的编纂也是一种“历史书写”，二重的“历史书写”。我现在的解读，大概要算是第三度的“历史书写”了。
    一切历史书写，都担当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记实和还原真相，二是建构和与之相关的解构。阅读文选，必须穿越文选，不受它的框架和选篇的限制。这就要承认、相信限制。因此应当慎重地对待文选，研究它的编选意图。遗憾的是，这本《文选》没有编选者的前言或后记，只是把邓颖超1949年写的一篇《五四运动的回忆》放在前面，发挥“代前言”的作用。
    解读文选，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可见的”材料组织起来，分门别类；二是背道而驰，寻求“不可见的”因素。先说第一个方面。文选所收文章包括哪些议题，都是哪些人的作品，文章风格上有什么差异，最先登载在哪些报刊上，这些很容易归总。再说第二个方面。当时为什么会考虑这些议题，那些作者都是怎样的职业和思想背景，他们为什么会考虑妇女问题且以文章中表现的方式来考虑？不同人的文章以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章在观点、理路和修辞上有什么不同？是哲学、社会学还是伦理学的处理方式？现实的、理想的还是道德的？所有文章的目的都在于鼓动社会变革，风格上的差异会影响变革取向和具体路径。
    第二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五四时期妇女问题的讨论很热，文章很多，《文选》中为什么收录了这些，还有哪些没有纳入？依据《文选》之前的阅读经验，很显然，周作人被完全遗弃了，《文选》中没有他一篇文章，即使先前对周作人一无所知或者对他的妇女思想一无所知，《文选》所收胡适《贞操问题》也给予了提示。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本报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周作人翻译的一篇文章，给了胡适很大感触，于是就催生出《贞操问题》，周作人当时的影响可窥一斑。那就赶紧翻翻周作人的全集，看看围绕妇女问题，他有怎样的一些论述。《文选》中收录了陈望道一篇文章，意见平平，《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中的妇女论述有六七十篇之多，宏论、高论和平实之论比比皆是。还有一个人被忘记了，邵力子，1921年任《民国日报》主编，把节制生育和妇女解放问题结合起来，被誉为“呼吁计划生育”第一人。《文选》中收录了李大钊6篇文章，数量不少，质量也不错，但都属于宏论，其实，李大钊还有一篇《失恋与结婚自由》，属于经验之谈。
    通过《文选》及相关的文献，可以尝试性地还原五四时期妇女问题讨论的场景。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但逐渐接近，有限地接近，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到此为止，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目前所做的只是历史性的建构工作，接下来的解构更为关键：为什么是妇女问题而非男子问题？有问题的为什么是妇女而非男子？是谁发现的妇女问题？那些男性的思想精英为什么要讨论妇女问题？
    今天身处后现代的语境，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妇女问题是建构出来的。为了给当时的民族危亡一个说法，找到解救的办法，先得造一个问题出来。造什么问题好呢？从不同的政治诉求出发，不同的历史判断出发，问题各有不同。就此而言，妇女问题不过是一个问题罢了，而问题自身总是有待追问的，先有“问”而后才有“题”，这样，对“妇女”问题的思考转而变为对“问题”妇女的探求，也就是说，不再把“妇女”看做是既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研究中不断塑造其意象和形象。文化史、思想史或观念史的套路大抵如此。由此，解读《文选》也算暂告一段落吧。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