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生活平庸与无聊的批判，加上对终极解决方案的礼赞，于是，庆山（也就是安妮宝贝）写完了这本《月童度河》，依然以我为视角，依然散文化，依然由跳跃的短句拼凑而成。
    一直对安妮宝贝有期待，因为她的感觉特别灵敏，且对语言有近乎残酷的追求——仔细品味，她其实是位方言色彩浓厚的作家，偏偏她并不炫耀具体的词汇，而是袭取了宁波话的节奏，直接、跳跃、琐碎、形象。
    安妮宝贝的写作充满参差感，她总是一边码放生活细节，一边又不断扔出警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许多女作家写作的共性，她们无法长时间专注于一个话题，既沉溺于诗化描写的技术自信，又生怕读者看不懂，只好经常站出来加以说明。可惜的是，安妮宝贝太沉溺于金句，而语言的漂亮不免会约束思想的深度。
    作为语言，乌鸦与鸽子、阳光与暗夜、烟囱与旗帜、歌声与沉默之类总是优美的，意象对立越鲜明，张力便越强烈，可作为思想，这却是简单粗暴的，它会引诱写作者不自觉地将现实分为黑与白两个部分，将自己并不确定的、虚拟的正确置入其中。
    在安妮宝贝的笔下，现实的生活与想象的生活便构成了这样对立，而从污秽中拯救出片段的美、从中获得永恒的感悟，成了作家孜孜以求的所在。可问题在于，真有所谓想象的生活吗？如何证明这个想象的生活不是一个骗局、一个幻觉呢？刻意把握的那一瞬，真的有意义吗？
    从来不觉得安妮宝贝是小资作家，她写了许多红尘中挣扎的无奈，忧伤于被欲望调戏的生活，她对飘忽不定的感情充满怀疑，她的女性意识与城市感相互渗透，结合为对此岸的厌恶与疏离，可矛盾的是，她偏偏要用美文来表达这一切。
    或者，在安妮宝贝的内心被植入了太多的律条，在教育、传统、文化的规训下，这些律条已成为她认识自我的基本坐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误会，使她对生命的探索变成了对新律条的编织，甚至以为这就是成熟。
    可以从《月童度河》中试举一例：“不需要界定或审判他人。如我们这般的凡夫俗子很少能真正了解到真实。只要保持基本善良，不去故意伤害谁。也不需要对他人的言论流露出反应。这种反应里有自己的心魔。”
    在这段不长的话中，安妮宝贝以理想生活的卫道士的口吻，居高临下地教训着读者，或者说提醒着自己，而这与当年的安妮宝贝相差甚远，似乎预示着那个充满狐疑与忧伤的安妮宝贝，正在滑向对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答案的中年妇女。可问题在于，这些貌似正确的律条们不正是构成现实艰难的肇因吗？以建造好世界的名义，我们曾怎样地彼此伤害？为何安妮宝贝转了一圈，却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安妮宝贝在写作上总有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悲悯、感慨、反思、批判、荒诞等等，这些在她的笔下都存在，可哪个都没能写到位，因为她缺乏一项关键能力，即：深入。
    安妮宝贝是站在生活表象上去批判生活的作家，灵动且有趣，她的观察能很快与读者形成共鸣，这似乎让她产生一种错觉：生活之外别无他物，写好表面便已足够。
    然而，要认识世界，就必须深入到比它更低的层面。
    比如红色与蓝色，不论你喜欢谁，其本质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同，我们看到的色彩可能只对人的眼睛才有意义，而在猫狗眼中，并无红蓝之分。所以，只写到色彩，我们会觉得红色与蓝色是对立的，只有写到电磁波，我们才知道它们本为一物，而这就要我们不耽于色彩的层面，继续向下。
    也许很多人会说：色彩才是美的，电磁波美吗？它根本不可能成为文学。
    事实是，越向下，我们便越会被事物深层那种惊人的美所打动，当你说它不美时，仅仅是因为你还没感受到它。美并不只是对现世错觉的最大公约数，美也是探索边界的工具。
    波德莱尔曾经说过：“沉入渊底，地狱天堂又有什么关系？/到未知世界里去发现新天地！”
    对于安妮宝贝来说，她放弃不了她的美文，放弃不了一遇金句就冲动的习惯，放弃不了被她假设为美好的那些莲花、瑜伽、教条，而把这些都背负在身上，她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还会因过度漂泊而匆忙缩进一个寄托中，只要它还能包容自己的另类与孤独。
    太多的寄托其实是调和的产物，是因误会而产生的信任，一旦安妮宝贝找到藏身之所，她就转向为它辩护，于是，一个曾经徘徊在城市边缘的精灵，终于被收编为喋喋不休的布道者，而她曾经的低声抱怨，亦渐次转为女性唠叨。
    “活得足够，即是一段充分拆解和粉碎自己的过程。”这确实是很聪明的话，但也未必是句正确的话。
    《月童度河》并非转型之作，虽然笔名已改为庆山，却仍是安妮宝贝的腔调，和过去一样，她有成为杜拉斯的潜质，却依然未能完全释放。不过，在这个过度匆忙的时代，我们正被修理得彼此雷同，可安妮宝贝还是那么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月童度河》是一本有趣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