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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对想象：挑战民族主义西部神话 在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死者》中，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康罗伊拒绝与艾弗斯小姐夏天一起去阿伦群岛远足，从而引起艾弗斯小姐的不满，并最终被扣上“西部英国佬”(West Briton)的贬称。福斯特称这一场景是“爱尔兰文艺复兴中颇为突出的一部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故事中的一个关键场景”(17)。所谓的“关键”是指这个场景触及了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复杂文化论争中的一个关键点。爱尔兰岛位于不列颠岛的西部，“西部英国佬”指那些居住在爱尔兰岛内却自认是英王臣民的人，即亲英派爱尔兰人。在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氛围下，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贬义色彩的词汇，如同中文里的“汉奸”一词。仅仅因为康罗伊拒绝去阿伦群岛，艾弗斯小姐便质疑他的政治立场，否认他的民族性，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以阿伦群岛为代表的爱尔兰西部在艾弗斯小姐这样的热情民族主义者看来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蕴含了更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西部之旅已经被内化为一种追求爱尔兰民族本质精神的朝圣行为。 早在19世纪末期，爱尔兰西部便在民族主义的文化想象里被建构为被英国入侵中断了的爱尔兰本土文化的最后净土和实现未来民族重生理想的文化保留地。最早提倡文化民族主义理想的托马斯·戴维斯在题为《西部在沉睡》的诗中这样写道： 当其余的都在警戒， 西部在沉睡，西部在沉睡—— 啊！爱琳有充分的理由哭泣， 当康诺特躺下沉睡。 …… 那没有枷锁束缚的海浪和可爱的土地 要求自由和国家的地位—— 肯定的，伟大的上帝决不会 给沉睡的奴隶设计如此宏伟的家园。 而且，长久以来，一个勇敢高傲的民族 保卫着这片土地，给它带来荣耀—— 唱吧！即使是他们后辈遭遇的羞辱 也不能摧毁他们光荣的踪迹。 …… 但是，听！有声音如雷声传来： “西部醒了，西部醒了”—— 唱吧！万岁！让英格兰颤抖吧， 我们将警戒至死，为了爱琳！(18) 戴维斯将爱尔兰西部塑造为本土历史与文化的“保留地”，是本土人赖以反英、反殖的文化之根。因此，一旦西部沉睡，爱尔兰便“有充分的理由哭泣”。而结尾的三句则显示了诗人的乐观精神与爱国热情：西部正在苏醒，爱尔兰自由的日子不远矣。 爱尔兰西部至少有三个特点暗合了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能够被想象为逃离了英国化影响的最后净土和未来爱尔兰民族重生的理想地域：自由(相对其他高度英国化的地区而言)、盖尔化和天主教色彩。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爱尔兰西部是爱尔兰岛上离不列颠岛最远的地区，英国化的程度相对较轻。(19)英国早期的殖民占领区“英吉利培尔”(English Pale)多以东部的都柏林为中心，最多向西延伸到香农河畔。而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爱尔兰西部受到的外来入侵和占领一直相对较少，即使曾经长期骚扰爱尔兰海疆的北欧海盗也很少在西部建立长久的据点。(20)此外，在爱尔兰民族解放史上具有神龛地位的1798年革命中，前来支援托恩(Theobald Wolf Tone)的独立起义的法军便是在西部的基拉拉港登陆。这些特点赋予了爱尔兰西部的自由特征。民族主义者因而可以将西部想象为一片前殖民、前现代的自由土地，与其他高度英国化的地区形成对立。 其次，西部的盖尔化特点也相当突出。西部是爱尔兰主要的盖尔语区(Gaeltacht)，即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人口集聚区。对于语言研究学者和主张复兴爱尔兰语的人士而言，西部农民的爱尔兰语代表了纯正的、未受过英语污染的土著语言，西部成为“爱尔兰语的一处宝贵的避难所、学习这一古代语言的人必去的朝圣之地”(21)。除了语言之外，西部还保留着古代的文物和历史遗迹。这些残存的文化痕迹提供了西部与前殖民时代的盖尔爱尔兰的联系。 再次是其天主教色彩。自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将罗马天主教引入爱尔兰并说服盖尔人皈依之后，天主教会便不断致力于将宗教色彩添加进爱尔兰的地理风景中，造就一个“圣徒与学者的岛屿”。以阿伦群岛为例，岛上有丰富的早期天主教遗迹。圣恩达(St. Enda)约在公元483年定居阿伦群岛，开始传教。海德(Douglas Hyde)称赞他是“为它[指阿伦群岛]赢得‘圣人之岛阿伦’(Aran of the Saints)美誉的众多圣人中的第一位”(22)。这一特点，对于试图去除英国殖民统治及其新教影响的天主教爱尔兰人来说，无异于福音。 辛格也具有英-爱文人普遍感受到的文化不确定感：对于爱尔兰文化而言，他算内部人士还是外部人士？他对阿伦群岛的描述总是在喜悦与平静中夹杂着孤独与距离感：“我变得无法言喻地忧郁，因为我感觉地球表面的这个小角落以及居住在其中的这些人，具有一种我们永远被隔绝在外的平静与尊严。”(23)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辛格在这些偏僻的岛上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孤独：“这些岛屿是他自己灵魂的居所，全部被他者所包围和孤立。”(24)这种距离感与本土爱尔兰人在西部找到文化之根时所感受到的狂喜有着本质的差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肖恩·奥法兰(Seam O'Faolain)的感受。奥法兰是少见的一位主张多元文化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但他的本土出身仍然使得他的西部经历与辛格的大有不同： 20年前，当我第一次发现盖尔语区时，我也感受过同样的解放感。那就像脱光了衣服在某个山池中裸泳一样。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感到“归属”于某一地方——突然找到失踪母亲的怀抱——的人不会理解，发现这一盖尔世界对于现代爱尔兰意味着多么大的解放。我知道，在许多许多年里我也不会摆脱与这个古代的、抒情诗般的、永久存在的、持续不间断的、超越记忆的自我的神圣纽带。它的象征是这些孤独的山脉、处女般的湖泊、传统的语言、简单可靠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个我的民族渡过其遗失的童年的世界，在那里我也暂时变得永远年轻。(25) 西部被与爱尔兰最本真的生活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是本土爱尔兰人突然找到的“归属”和失踪许久的母亲，是爱尔兰民族发源的摇篮和度过童年的地方，也是未来爱尔兰重生的希望。 辛格的剧中多有一个外来的闯入者，挑战了当地小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秩序，如《在峡谷的阴影中》的流浪汉和《西》剧中的克里斯蒂。这与他在阿伦群岛的经历不无关系。外来者和局外人才能最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稳定社团的魅力与不足。辛格在西部发现了自己孤独，也看到了文化想象与真实生活的差距。 辛格在三个点上挑战了本土爱尔兰人塑造的“盖尔语+天主教+父权制”的西部神话，表达了拓宽西部概念的努力：语言、宗教和女性形象。前文讲过，爱尔兰西部是重要的盖尔语区，阿伦群岛更是被塑造为保留了盖尔语的纯正性与正统性的特殊文化空间。辛格却不动声色地在他的《阿伦群岛》中强调英语的在场。在到达的第一天，辛格在路上经过的女孩子会“带着幽默的惊奇感大声向我打招呼，她们的英语带着些微的外国语调，与戈尔韦的英语土腔大不相同”。在提到岛民迈克尔写给他母亲的信时，辛格专门写到“信是用英语写的，因为他是家里惟一一个能用爱尔兰语读或写的人”。辛格还提到盖尔语联盟在岛上新开了分支机构，教岛上的妇女学习盖尔语——这个事实可是与阿伦群岛的盖尔语圣地的形象大相径庭。而且他还不忘加上这样的评论：“在没有受到当下的语言运动影响的老一代人中，我没有看到谁对盖尔语表现出特别的喜好。只要有机会，他们便跟他们的孩子们说英语，以使他们将来混生活时更有能力。甚至年轻人有时也对我说——‘你的英语真棒，我真希望我也能这样。’”辛格请了一位当地男孩来给自己读爱尔兰语的书，他注意到“我们读的大多数故事是英语和爱尔兰语并排印刷的。虽然当我说他的英语胜过爱尔兰语时他会很愤怒，但我看见他在遇到有些不明白的段落时会转向英语”(26)。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上很多。辛格在看似不经意间强调了英语在阿伦群岛这个盖尔语圣地的在场。阿伦群岛并非民族主义者塑造的盖尔语文化的净土，而是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一样受到现代化和英语化的威胁。而且靠盖尔语另起炉灶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也并非海德等人想象的那么乐观。 至于宗教，辛格本人出身于信仰新教的家庭，但后来放弃了宗教信仰。他曾幽默地说他在放弃了“上帝的王国”之后便产生了对“爱尔兰王国”的热情。(27)在辛格的作品中，他对宗教的刻意淡化十分引人瞩目。前面讲过，阿伦群岛的天主教色彩相当浓厚，被称为“圣人之岛阿伦”。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的游记也证实岛民热衷于讲述耶稣基督和天主教圣贤的故事。(28)但在辛格的《阿伦群岛》中，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基督教圣贤的故事，只有六次提到“教堂”一词，他甚至在描述岛民的葬礼时通过省略或陌生化的方法来模糊其宗教色彩。如在一个年轻人的葬礼中，他提到“接着一位老人拿出一个装了圣水的木制容器和一小束欧洲蕨。当他洒水时，人们挤在他周围。他们似乎急于得到尽可能多的水。不止一位老妇女用欢快的声调喊道——‘再给我一滴，马丁。’”“老人”和“马丁”代替了“神父”一词，有力地将天主教徒熟悉的宗教仪式陌生化。读者感觉这不像是一场天主教徒的葬礼，倒更像是某种自然宗教的仪式。评论家马塔也注意到，在另一场葬礼中，辛格故意没有解释神父的缺席，而令读者误以为这场葬礼不需要请神父，但其实辛格明确地知道神父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他前一天来过了。(29)在辛格由西部经验催生的剧作中，宗教色彩也被尽力弱化。《在峡谷的阴影中》、《骑马下海人》、《西》等剧中都没有明显的宗教因素，而《补锅匠的婚礼》甚至还有明显的对神职人员的抨击，因而被一直搁置到1971年才首演。 考克利在《辛格与英-爱文学》中也注意到辛格的非宗教化倾向： 如果说，除了在《骑马下海人》中，他没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对他所描写的人们的真实解读，那不是因为他对他们缺乏共鸣。他对他们的共鸣既真挚又深刻。但是他的认知范围是有限的，而且不能完全摆脱遗传而来的偏见。……对于那些修建了部分[史前遗迹]的逝去人们的消失了的信仰，对于那些在礼拜日的早上将他独自留在小屋中的人们的活生生的信仰，他没有任何共鸣。但是对于性情严肃的岛民得以宣泄情感的那些活生生的民间传说，他却产生了完全的共鸣。所以我们说他有选择地关注他们的精神基础，并对灵魂的东西无动于衷。(30) 考克利注意到了辛格是有选择地淡化了岛民的宗教信仰，但他将这种选择归咎为辛格对灵魂信仰的冷漠以及他有限的认知范围和“遗传而来的偏见”。用最后一个短语，考克利将板子打在了辛格的英-爱出身上——作为英-爱人，辛格必然会遗传英-爱人对天主教民众的一贯偏见，而这导致了他对阿伦岛民的精神信仰无动于衷。事实上，在该书中，考克利是将辛格提出来褒奖的。考克利在第一章中提出了极其窄化的爱尔兰文学的定义：“爱尔兰人用英语写作的文学现在被我们称作英-爱文学，而用‘爱尔兰文学’一词我们指的是用爱尔兰语写作的文学且仅限于此。”(31)在此基础上，考克利继续咄咄逼人地质问了之前的英-爱文学的写作目的和对象，认为大量移居国外的爱尔兰作家为外国市场所写作的英语文学不能被称为民族的文学，从而将上到哥尔斯密，下到萧伯纳、叶芝、乔伊斯等人写作的英语作品统统排除在爱尔兰文学之外。与此同时，考克利提出了三个原则——人民的宗教意识、爱尔兰民族主义和土地，呼吁在此基础上重新创造全新的英-爱文学。(32)辛格是考克利挑选出来的惟一比较符合此标准的英-爱作家，因为辛格熟悉爱尔兰语，而且与阿伦群岛产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与叶芝对辛格的非政治性的强调不同，考克利积极肯定辛格的政治性，将他定位为皈依民族主义阵营的英-爱人士：“他，一位优势阶层人士，走进了人民的棚屋并与他们住在一起。”(33) 换言之，考克利将辛格的阿伦群岛之行看作是对本土文化的皈依和朝圣，这与叶芝的解释大不相同。叶芝在《辛格与他那时的爱尔兰》中是这么解释辛格访问阿伦群岛的动机的： 爱尔兰在三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像那些庸俗的逻辑学家。一切事情都被拿来争论，一切事情都得接受迟钝感官和仓促判断的检验，而这个民族的性格已经如此变化，以致它几乎仅在乡村民众中，或者在那些家庭传统仍然很顽强的地方，才仍然保有那些令博罗惊呼的特点。当年博罗告别在传播西班牙圣经时遇到的朋友和款待者，和那些爱尔兰僧侣来到这里时惊呼：“哦，爱尔兰，你孕育了最勇敢的士兵和最漂亮的女人！”我相信，正是为了寻找那个由18世纪的剑客和学者以及年代更久远的那些代系塑造而来的古老爱尔兰，辛格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阿伦，回到凯里，回到荒野的布拉斯基特岛。(34) 18世纪的爱尔兰是英-爱人的黄金时期。叶芝不断地将英-爱文学传统上溯到斯威夫特、贝克莱、哥尔斯密和柏克等在18世纪产生重大影响力的英-爱作家和思想家，以之作为其文学的先祖。(35)因而，在这段引文中，叶芝其实是将辛格的阿伦群岛之行定性为对艺术精神的追寻，而这种追寻便将辛格纳入了自18世纪以来的英-爱文人的文化传统。考克利自然不满意这样的解读，他在《辛格与英-爱文学》中对叶芝的这种诠释嗤之以鼻：“正是叶芝先生本人给我们提供了对这一朝圣之旅的最为疯狂的阐释……这一阐释错得如此有特点，以致人们不屑置评。被18世纪的纨绔子弟塑造出来的盖尔传统！很遗憾辛格本人没有活到阅读这些文字。”(36) 显然，叶芝与考克利都将辛格的阿伦群岛之行解读为一个文化朝圣之旅。但前者将之解读为对英-爱文化传统的追寻，而后者却将其看作是对盖尔传统的皈依。两人相左的意见，说到底，延续了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关于爱尔兰性定义的争论：英-爱文学是不是爱尔兰文学？爱尔兰文学的正统历史是应追溯到18世纪的英-爱文学还是前殖民时期的爱尔兰语文学？英-爱人算不算爱尔兰人？ 其实，关于辛格刻意淡化阿伦群岛的天主教色彩，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辛格通过弱化阿伦群岛与天主教的联系，试图将阿伦群岛泛化为包括英-爱人士和其他非天主教人士在内的全爱尔兰人的精神之岛，而不仅仅是天主教爱尔兰人的精神之岛。换言之，辛格的去宗教化的努力瓦解了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致力营造的宗教霸权，体现了辛格要求拓宽本土爱尔兰人对爱尔兰性的狭义定义的政治诉求。 辛格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样可以看作是他挑战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一种努力。狭隘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爱尔兰女性总是道德纯洁的化身，是克己耐劳的贤妻良母。但是辛格刻画了丈夫刚一死亡便想出门与情人约会的诺拉(《在峡谷的阴影下》)、敢与杀人犯独处一室并最终与他坠入爱河的佩吉(《西》剧)、言行暴力、颇有女战士之风的萨拉(《补锅匠的婚礼》)。这些女性形象有力地冲击了民族主义者为了强调自身的男性气质而对女性形象的专制刻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敏锐指出的，辛格写作的“框架，就其本身而言，是颠覆性的，对抗了将农民中的男性视作自然的贵族、将农民中的女性视作虔诚、美德和顺从的化身的观点”(37)。 在叶芝的《辛格与他那时的爱尔兰》和丹尼尔·考克利的《辛格与英-爱文学》中，辛格不仅是书写的主体，还成为书写的对象。叶芝与考克利在对英-爱文学的定性和评价上持有迥然相异的观点，但两个人却都将辛格歌咏为体现了自己的文学观的代表人物。这样的选择耐人寻味。两人，或者说他们所分别代表的两大阵营，对辛格的“争夺”恰恰说明了辛格的重要性。辛格以极具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到对爱尔兰西部的文化想象和塑造中来，这一行为本身便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他对爱尔兰西部的文学呈现既挑战了殖民主义的固定形象，也质疑了本土民族主义者的西部神话。通过立体地展现生活的多样层面，辛格向观众展示了本质主义的固定形象只是一个纯粹的建构，并且是值得质疑的建构，从而表达了他对多元文化、对拓宽爱尔兰性定义的政治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