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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约翰·辛格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参与到19、20世纪之交有关爱尔兰西部的文化想象中。一方面，辛格的戏剧拒绝了与帝国话语的共谋关系，颠覆了人类学研究中常见的自我/他者、观察者/被观察者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赋予了人类学研究中的失语的土著他者以能动性和主体地位，体现了抵抗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辛格在语言、宗教和女性形象等方面挑战了狭隘民族主义者构筑的西部形象，表达了英-爱文人希望拓宽爱尔兰性的文化诉求。而叶芝和考克利，两人虽然在对英-爱文学的评价上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却都选中了辛格作为阐述其文学标准的代表。这种抢夺证明了辛格重新塑造爱尔兰西部的行为的政治性和重要性。 【关 键 词】约翰·辛格/爱尔兰西部/阿伦群岛/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陈丽（1977-），女，博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英国文学与爱尔兰文学，近期发表论文有《〈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与爱尔兰的女性化政治隐喻》(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爱尔兰文艺复兴》(载《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等；专著有《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20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与闻名遐迩的美国西部相比，爱尔兰的西部似乎鲜为人知。但在爱尔兰文化研究中，爱尔兰西部同样不容忽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爱尔兰西部在地理上大致指的是香农河以西的梅奥、戈尔韦、斯莱戈等地。最著名的西部地标之一阿伦群岛(the Aran Islands)便位于戈尔韦郡的西海岸。 作为历史上惟一未被罗马帝国征服并同化的古凯尔特帝国属地，爱尔兰在古凯尔特研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自19世纪初起，爱尔兰，尤其是地理位置偏僻、受英国化影响较轻的西部地区，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文人学者。他们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爱尔兰语当做垂死的语言和古代凯尔特文化的现代残余加以研究的帝国学者，以乔治·皮特里(George Petrie)、阿瑟·西蒙斯(Arthur William Symons)和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Cort Haddon)为代表。①他们秉着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从享有社会和文化权力的优势地位居高临下地观察和抢救一个原始的(因而是低级的)属下文化，其研究成果隐含了帝国/殖民地、人类学家/土著他者、观察者/被观察者、言说/被言说的权力对立。另一类则是以萨缪尔·弗古逊(Samuel Ferguson)、约翰·奥唐纳文(John O'Donovan)、尤金·奥卡里(Eugene O'Curry)等为代表的、试图证明爱尔兰在被英国征服之前存在自己文明的学者。②在后一类人的启发下，本土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以阿伦群岛为代表的爱尔兰西部找到了自己的盖尔文化之根，并将其重新认领为本土爱尔兰人的精神家园与文化保护区。 约翰·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凭着自己的西部之旅和对其的文学书写不仅参与到有关爱尔兰西部的文化想象中，还将西部神话的核心地阿伦群岛打上了独特的个人印记。由此，辛格不仅对抗了殖民主义的原始主义固定形象，体现了抵抗文化的特点，也瓦解了狭隘民族主义者对西部的窄化定义，表达了拓宽爱尔兰性的文化诉求。 共谋与颠覆：挑战原始主义固定形象 辛格出生于都柏林郡的一个传统英-爱优势阶层家庭(the Anglo-Irish Ascendancy)，政治上亲英，宗教上信奉颇具清教色彩的英国国教。③但辛格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上学期间(1889-1892)逐渐放弃了家族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1893年，他前往德国进行音乐方面的深造，之后从音乐转向文学，1895年前往巴黎，在巴黎大学(Sorbonne)学习中世纪文学和古爱尔兰语。1896年他在巴黎遇见叶芝和莫德·冈(Maud Gonne)，并短暂加入莫德·冈在巴黎组织的爱尔兰联盟(the Irish League)。1897年辛格因不同意莫德·冈的激进军事民族主义思想而退出该联盟，并宣称“我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为爱尔兰的事业做些事情”④。1898年，部分因为叶芝的建议，⑤辛格离开巴黎，前往阿伦群岛，并在随后的四年内每年夏天均前往该岛，总共逗留时间长达近五个月。 阿伦群岛成为辛格随后创作的主要源泉，并出版了著名的散文作品《阿伦群岛》(The Aran Islands，1907)。他短暂创作生涯的六部戏剧中有五部——《在峡谷的阴影中》(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1903)、《骑马下海人》(Riders to the Sea，1904)、《圣井》(The Well of the Saints，1905)、《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1907，以下简称《西》剧)和《补锅匠的婚礼》(The Tinker's Wedding，1902-1907创作，1971年首演)——都或多或少与其阿伦群岛之行有联系。而他最为著名的独特创作语言也深具阿伦群岛方言特色。可以说，辛格通过他的创作将自己的名字与阿伦群岛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爱尔兰西部因其相对的偏僻和落后，比爱尔兰其他地域更能凸显殖民边缘与帝国中心的差异。它对于殖民帝国的学者的吸引力在于它迥异于殖民自我的他性，因而适合作为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民俗学、比较神话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学术研究和旅行写作的对象。人类学等学科均宣称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被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公允的研究与纪录，但事实上，这些学科多伴随着殖民帝国的扩张而兴起，担负有从文化上论证帝国主义合理性的文化任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萨义德认为，“人类学，尤甚其他学科，在其起始点上便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欧洲观察者和一个非欧洲的土著(他占据了，可以说，一个较低的地位和一个遥远的位置)发生人种遭遇时才被历史地创建和建构的”⑥。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也在其《魔鬼的字典》(1906)中诙谐地将人种学定义为“将不同族类的人们分成抢劫犯、窃贼、骗子、傻瓜、疯子、白痴和人种学家加以讨论的科学”，揭示了人种学的主观政治性。⑦ 在这样的语境下，辛格在阿伦群岛逗留并收集当地民风民俗的行为很容易被指责为帝国文化话语的追随者和共谋犯。事实上，辛格的确遭到了这样的指责。在《西》剧首演后的第四天，《自由人报》(Freeman's Journal，1907年1月28日)便刊登了这样的批评：“与辛格先生想象出的形象相比，过去最糟糕的舞台爱尔兰人形象也是优雅的、可以接受的。”⑧显然，批评的矛头直指辛格与帝国学者的共谋关系：他与那些创造了丑化的舞台爱尔兰人形象的帝国学者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更为糟糕。 然而，在评论家詹姆斯·纳普看来，这种共谋关系恰恰是辛格对抗人类学家的原始主义话语的一个策略。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解读辛格的颠覆性。纳普说，“‘原始主义’(primitivism)既非一个永恒的概念，亦非不可触碰的东西，而是一个话语，并且是横穿了文化、语言和流派的疆界的话语”，“对这一话语的调动和挪用是一个具有高度的历史特性的行为。”⑨具体到辛格所处其中的历史语境，他的阿伦群岛之旅及其催生的文学作品可以解读为对帝国学者的人类学、语言学等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戏仿。通过抵制人类学和帝国主导叙事对忠实模仿的要求，辛格实现了“对模仿的模拟”⑩，从而将阿伦岛民从帝国学者的陌生化话语中解救出来。 乍看起来，辛格的《阿伦群岛》极像人类学家的野外考察纪录。然而，尽管其中包含了许多辛格创作的原始素材，但是在辛格的原始纪录和艺术创作之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将辛格的西部剧与《阿伦群岛》并置阅读，我们会发现，辛格的戏剧瓦解了传统野外考察日志的主体/客体、言说者/被言语者的单向的权力流动，给予被观察者自我表达的言说自由，将他们从人类学等学术研究中的被代言的客体变成了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以辛格《西》剧中的弑父情节为例，在《阿伦群岛》中，该剧的元情节是这么被记录的： 另一位老人，岛上最年长的人，喜欢告诉我一些轶事——不是传说——是在他生命中真实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他经常告诉我一位康诺特人在激情之下用铁锹打死了父亲，然后逃到这个岛上，将自己置于据说与之有亲戚关系的某些当地人的保护之下。他们将他藏在一个洞里——老人领我看了那个洞——将他安全隐藏了好几个星期，虽然警察来过并且搜捕他，他都能听见他们的靴子辗过他头顶上方的石头。尽管有悬赏，但这个岛是不会被收买的。经过许多波折，这个人被安全地送往美国。 这种保护罪犯的冲动在西部十分普遍。部分原因似乎是因为正义和被痛恨的英国司法权之间的联系，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当地人民的原始主义看法。他们虽然从来不是罪犯，但总是一直具有犯罪的能力。他们认为人不会做错事，除非他受到激情的影响，而激情就像海上的风暴一样是无须担责任的。假如一个人杀了父亲并且已经因为自责而痛苦不堪，他们看不到任何理由要将他拖走，交给法律去杀掉。(11) 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学家辛格占据了上风。他似乎与传统帝国学者一样，不可抑制地想将岛上的奇闻轶事解释为原始主义的生活或思维方式。阿伦群岛被塑造为城市的对立面，警察等现代制度带来了城市的腐败，而非改善了这里的状况。假如辛格对其西部之旅的呈现仅限于此，那我们可以认可辛格与帝国话语的共谋关系。但是，辛格还有他戏剧家的一面。对比上述引文和《西》剧，我们会发现故事的关注点有了很大的变化。《阿伦群岛》的关注点在于解释为什么“这种保护罪犯的冲动在西部十分普遍”，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人们原始又纯真。《西》剧则致力于将弑父这一耸人听闻的“野蛮”行为放在合适的语境中：那个康诺特人被从《阿伦群岛》中的被压制的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口若悬河的克里斯蒂，被赋予了述行的能动性和主体地位。可以说，《西》剧是戏剧家辛格对人类学家辛格的一个主动修正过程，挑战了人类学研究者对弑父行为的选择性的呈现和仅凭弑父行为便将对方认定为原始人类的本质主义思维。通过转移人类学游记的关注点和补白，辛格的戏剧具有了批判和对立的特征，因而具有了潜在的颠覆性。 弑父行为在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环境中是不可接受的重罪，因为它不仅有违人伦，还是对于父亲所代表的社会权力和正统权威的挑战与冲击。然而，辛格的《西》剧却强迫观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克里斯蒂的弑父行为。在抡起铁锹将父亲砍晕之后，惶恐的克里斯蒂逃跑到西部偏僻的梅奥郡的海边小村落，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因为杀了父亲而成为乡民们仰慕的英雄，并最终在仰慕声中成长为真正的英雄，横扫了海滩体育比赛，夺得所有项目的冠军。如何看待克里斯蒂的这种英雄主义？卡索尔的评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这么说来，弑父成为被殖民者能够英雄地扮演的惟一姿态，部分是因为在简单的一击中(在对父亲的法律的废除中)它建立起一个许可后殖民英雄壮举的世界和价值体系。”(12)也就是说，克里斯蒂是殖民者的罪犯，但却是被殖民者的英雄。 通过将弑父的行为从殖民话语的道德秩序中移植出来，并重新栽种到爱尔兰的殖民地语境中，辛格的戏剧体现出萨义德所说的本土抵抗文化的特征，表现了本土人民对“一个崭新的英雄、神话和宗教的万神殿的追寻”(13)。被父亲(殖民者)专制统治的克里斯蒂(被殖民者)通过弑父的行为得到了长期被压制的主体性和言说权。克里斯蒂从一个胆小懦弱、一无是处、一文不名的农民，摇身变为一个大胆好胜、名扬四方的英雄。这样的转变即使没有瓦解殖民话语，也至少提供了正面呈现具有爱尔兰特色的英雄主义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英雄主义是替代帝国主义英雄观的另一种选择，因而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和颠覆性。 同时，与被剥夺了言说权的那个康诺特人相比，《西》剧中的克里斯蒂·马洪的言说能力令人惊诧。多位评论家注意到他与爱尔兰古代盖尔语吟游诗人的相似之处。卡索尔甚至认为“他进入了由叶芝的罕拉汉(来自《红发罕拉汉的故事》，1897)所代表的吟游英雄的万神殿”(14)。他滔滔不绝的话语大量采用抑扬格五音步的韵律，诗意磅礴的同时，却令人忍俊不禁地联想起王尔德的一句俏皮话：“正如我们能靠优美的乐曲认出诗人一样，我们也同样能靠华丽、有韵律的话语认出骗子”(15)。克里斯蒂可能并非故意的骗子，但后来老马洪死而复生的出场坐实了他的骗子行径。换言之，克里斯蒂的弑父的“英雄壮举”并非实际发生的，而是纯粹靠语言在口头建构完成的。即使在被父亲戳穿骗局、被乡民摒弃的情况下，马洪依然靠言说维护了自己的英雄主义： 克里斯蒂：一万个祝福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因为你们把我，一个很可能在乡下垂垂老去的人，推向了这个方向：从今天起我要四处浪漫，度过嬉闹的一生，直到最后审判日的到来。(16) 克里斯蒂不仅拥有吟游诗人的诗意语言和丰富想象，就连他选择的英雄道路也是吟游诗人的生活方式。换言之，辛格求助于爱尔兰的古代吟游诗人传统来建构克里斯蒂的英雄主义，强调其言说行为的强大力量，以对抗和颠覆人类学游记中的失声、沉默的原始人形象。吟游诗人传统等爱尔兰本土文化因素的运用有力地体现了抵抗文化的特点，使得辛格的戏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英语文学传统的影响，具有了爱尔兰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上述分析便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辛格完全摆脱了与帝国话语的共谋关系。作为浸润于英语及英国文化传统长大的英-爱人士，辛格对帝国话语的颠覆有其限度。事实上，辛格的戏剧所引起的强烈争议——莫德·冈在《在峡谷的阴影下》首演的中途便愤然离席而去；《西》剧也引发了观众的集体抗议，被称为“《花花公子》骚乱”(the "Playboy" riot)——正说明辛格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本土民族主义者的期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尽管存在人类学家辛格和戏剧家辛格的内部斗争与自我挣扎，辛格的作品在整体上抵制住了与原始主义话语简单同谋的诱惑，实现了他的“以我自己的方式为爱尔兰的事业做些事情”的承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