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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与文学生活 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较之诗歌与小说，显得颇为落寞，这当然是文体本身在整体文学结构中的权重决定的。它们大多是小说与诗歌的剩余产物，但却因为很大程度上与生活的接近而显示了当代文学的一种“走向生活”的趋向。这种“走向生活”是指文学从它在此前年代(比如现代启蒙时期、上世纪80年代强调“纯文学”时期)的那种精英性位置上俯身下来，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归到它原本应该所在的位置。而文学也恰恰只有成为普通人日常习焉不察的一部分，才可能再次融入民众，真正在如今的媒体爆炸时代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2014年初，叶梅(土家族)出版了她有关多民族文学现场的走访、素描和点评散文的结集《穿过拉梦的河流》。在与湖北作家李鲁平的对话中，她解释了“拉梦”这一词的意思：它来自藏语，是“多样化”的意思。从这个标题也可以看出她的基本理念：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千灯互照，天下为公。全书分为“北疆雪域风”、“七彩南国云”、“灯火阑珊处”三辑，这种空间化的分布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地理的全景，而其中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则包括鄂温克、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裕固、彝、仡佬、傈僳、纳西、羌、土家、瑶、满、回、阿昌、布依等民族，也几乎囊括了中国绝大部分民族，既有文学群体的整体扫描，也有具体作家的专论，还有个别作品的评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叶梅通过她的这些批评文章，都提供了一个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最新样本，更主要的，它还是中国多民族文学风貌的鲜活图画，正如诗人吉狄马加在序言中所说，这“是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诗意巡礼与展示”。从书中可以看出，她南上北下、东奔西走，从边疆的村寨到北京的编辑部，始终活跃在文学现场的第一线。生活的阅历和实际的参与，让她的批评具有知人论事的扎实特质。她的文章都有着结实雄厚的底气，因为她熟悉这些人物并且有实际的交流与接触，并不是蹈空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她不仅有着明确的批评观念，也有着有效的批评方法，这是一个有着创作经验的作家在直觉体悟基础上的提升，同时也是一位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素养的知识人在学养层面的总结与概括。 更多的散文则是乡土怀旧，是现代散文抒情与言志的余脉。钟翔(东乡族)的散文集《乡村里的路》可以作为代表之一。他很注重描写，对于细节巨细无遗，所写的内容也都是极其普通的乡土事物。路、水磨坊、雪花、犁、麦草、苜蓿、烧柴、包包菜、麻雀、蜜蜂、羊、鸡、土豆、包谷、粪火、炕……这些细琐的事物出现在回忆之中，呈现出温馨的面孔。在大段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中，显示出作者对于它们的迷恋，但这种迷恋本身并没有呈现出抒情的风貌，书写者沉浸于其中，并没有自觉要出乎其外、跃乎其上，而是让事物尽量以一种客观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这种客观的面貌只是作者的主观。钟翔文字中的乡村在现实里正在经历堪称天崩地裂式的转型，但是作者的思维模式是前现代式的，所以乡村并不是因为对比于现代化的城市文明而表现出浪漫的诗意，而是它本身就是抒情性的，无需刻意强调。因为这种抒情性的本质，所以钟翔的文字是一种自然化的呼吸节奏。我们可以注意到，钟翔对社会关系很少描写，他书写的是一个并没有社会化的单纯而明净的乡村。作者的民族身份在文字里也退隐不见，因为较之于共通的内在乡土情感，这些外在的文化差异属性都不重要。 类似的散文写作比比皆是，它们的内在理念是反机械复制的，认同于一种人与故乡未分的状态，所采用的不是陌生化的修辞手法，而是“熟悉化”。一方面，作者对笔下的事物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写法也是一个普通人最熟悉的思维方式。我目之所见的少数民族散文大多数篇什都是这种熟悉化的内容，经由非意愿性的回忆联缀起来，因而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共时性的回忆过滤后呈现出来在文字中的乡村往事是无时间性的——它们可能是幼年的某个片段、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现在偶发的感想，它们统统被消弭了彼此之间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因此，这些事物所组成的乡村是静态的、已经沉淀为记忆中鲜明意象的存在，而不是处于急剧变革的乡村。这是一种想象中的美好乡土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