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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到小说 故事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是现代小说文体的要求，然而故事如何转化为小说，却需要文学技巧，这就是常言所谓的“文学性”问题。复杂的中国多民族现场并不缺少故事，但许多故事却因为缺乏细节描写、思想提升而颇为令人惋惜地没有成为高质量的小说。光盘(瑶族)的《酒悲喜》中，旅游景地沱巴的夏家自酿的酒虽然品质很高，却没有品牌，不得不借用“白虹”的酒瓶，结果假酒倒比真酒受欢迎。这是个具有轻喜剧色彩的故事，颇具娱乐性。何炬学(苗族)的《收账员小芳》的现代都市传奇，透露出男人对于一个独立自强女性的猜测和想象。李光厚(苗族)的小小说《鸟嗜》更接近于“故事会”式的讲故事，于文学性表达上不免有所欠缺。许多此类小说的共同缺陷便是满足于讲述一个“好故事”，却忽略了成为“好小说”的诸多素质。 相形之下，孙春平(满族)的《耳顺之年》在处理材料上显示了圆熟的技法，土地利用管理处副处长那厚德年届退休之际，家中老母病危，而单位也正面临换届改选，两条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刻画了一个在家中尽孝悌、在单位忠职守的普通官员形象。作者在针脚绵密的语言与心理描写中，将一个中低层公务员的人情世故、道德操守如实道来，底子里蕴含着对于传统美德的褒扬。于晓威(满族)的《房间》在技巧上也颇为讲究，是个构思精巧的短篇。原本打算帮助朋友刘齐解决家庭矛盾的陶小促偶尔窥见朋友妻子与另外一个男人的隐情，但这个隐情又在双方各自的盘算中变成了一个刘齐可能永远无法了解的真相。小说饶有兴味地对心理的精细刻画显示了一个当代市民曲折幽暗的内心，这种回环曲折的心理本身才是造成外部故事得以发生的动因。说到底，技巧与形式本身其实也是内容与思想。 而于怀岸(回族)的《一眼望不到头》则讲述了一个现代聊斋的故事，县图书馆馆员武长安“文化下乡”送电脑的开头看上去很写实，然而当他被雪困在西卡村的时候，小说的风格忽然变得写意乃至诡异起来。夤夜而至的美少女向小欣对于走出“一眼望得到头”的封闭乡村的向往与武长安走出庸常烦琐的日常生活的向往形成了同构，但正如武长安希望通过文学出走失败了一样，向小欣在最后被证明是早已死去的女子的鬼魂。作者在处理这个奇异故事的时候，并没有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手法，而是回归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志异”的一脉，让文本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惆怅。这样的小说可以称得上中国气象与民族风格现代转化的结果。 少数民族有着悠久广阔的民间故事传统，比如藏族民间的尸语故事，它们缘起于顿珠为了赎罪，按照龙树大师的指点到寒林坟地背取如意宝尸，但是背尸的过程中必须缄默不语，否则尸体就会飞回原处。尸体一路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顿珠总是被故事所吸引而忘记禁忌，开口说话，不得不一次次返回重背。在这个来来回回中，宝尸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一样，让一个个精彩故事莲花般绽放开来。万玛才旦(藏族)翻译的《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将尸语故事用简洁明朗的汉文呈现出来。 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的诸多短篇就吸收了民间故事及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与思维的营养。这些小说虽然并没有直接书写佛教和苯教式的思维观念，但是它们那种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框架却隐约地弥漫在文本之中。这使得他的小说游离在严整的结构和因果链条之外，充满了不可索解的谜团、诡异奇谲的逆转和出人意料的消失。许多时候惯常的故事“结局”不再存在，而成为一种事件的“停止”，一种在浩瀚无垠、广阔无边、幽深无比的生活和命运中短暂一瞥后的印象留存。在他那里，试图完整地描摹世界、解释生活，或者对未来和未知做出承诺和预测是一种渎神行为——他能做的是讲述“因缘”。比如，《第九个男人》是一个类似于《百喻经》中的抽象故事。雍措最后的出家，正是经历了9个男人所代表的世间万事后的选择。所有这些都指向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体悟。《八只羊》中甲洛和老外之间的交流与误解，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恒久的命题。 万玛才旦的个案似乎可以提供一种启示，即少数民族文学在面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资源时，创造性地继承这些遗产，将它们重新激活，胜过跟随时风去编织无根的街谈巷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