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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致可能有三种路径：一是在中国文学对欧美产生影响的大环境下，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二是通过瑞恰兹、燕卜逊等人的传递，受到中庸思想影响；三是通过庞德、艾略特等人的传递，受到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观念的影响。 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致可能有三种路径：一是在中国文学对欧美产生影响的大环境下，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二是通过瑞恰兹、燕卜逊等人的传递，受到中庸思想影响；三是通过庞德、艾略特等人的传递，受到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观念的影响。 悖论理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中国文学与文化对欧美的影响由来已久，尤其是20世纪初期，新诗运动在美国掀起了中国诗文的热潮。专攻修辞学与英美诗歌教学的布鲁克斯有可能在这一大背景下接触到中国文学与文化。美国现代诗歌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和道家、儒家思想的影响，虽无直接证据显示布鲁克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道家思想在西方早就有译介，在欧美广泛传播，布鲁克斯多少会受到这种风潮的一些影响。如《老子》中一些“满是遮破主客、此彼、有无、成毁、美丑、善恶、盈冲等的话”，与布鲁克斯所信奉的诗歌语言是悖论语言的理论，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 例如，在分析格雷的《墓畔哀歌》时，布鲁克斯认为，“学糊涂”其实是一个悖论。“人们想要糊涂是为了保持‘天真淳朴’，而不是为了学到什么。如果要‘学习’避免糊涂，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知识拒绝‘对他们展开琳琅满目的书卷’都不啻好事。因为知识必定导致的是痴狂，而非清醒。”这一解释与《老子》中“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思想如出一辙。布鲁克斯分析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时，说“听见的乐声远不如听不见的音乐甜美”，这与大音希声的说法也似可相通。布鲁克斯又认为，没有在希腊古瓮上真正刻画出来的小镇，即想象中的小镇，却比一般的真实的小镇要来得更真实，这又令人联想到道家的“大象无形”。 在分析《麦克白》时，布鲁克斯认为，婴儿是最柔弱、最无助的，但同时又是最强大、最有希望的，是未来，是最终的胜利者。麦克白夫妇杀戮孩子，其实是自取灭亡。这种分析又似可见《老子》的影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布鲁克斯的悖论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道家思想的启发，对此不可妄下断论。但他在对华兹华斯《不朽颂》的分析中，至少有一处明确提到《老子》中的原话。《不朽颂》传达了这一意旨：孩子能看见真理，却听不见，也不能说话；在努力向成年人生长时，能听了，也能说话了，但却是以盲目为代价换取的。布鲁克斯指出，瑞恰兹在《柯勒律治论想象》中引用了老子的话“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一个悖论，用来评论《不朽颂》中的孩子与成人，很是贴切。 中庸思想或经瑞恰兹影响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 瑞恰兹关于诗歌的张力等理论，与中国文学和哲学都有密切联系。他对中国哲学十分倾心，1922年的《美学原理》首尾均引用《中庸》，卷首题解引用朱熹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以儒家中庸哲学表达其“综合诗”（或称为“包容诗”）的主张，认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1924年《文学批评原理》确立“综合诗”的理论，认为“诗是某种经验的错综复杂而又辩证有序的调和”。瑞恰兹深受中国文学影响，而布鲁克斯曾多次承认自己受瑞恰兹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有可能通过瑞恰兹而间接影响布鲁克斯。 瑞恰兹的“冲动平衡”和“对立调和”理论直接影响了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布鲁克斯等人接受了瑞恰兹的对立调和思想并加以改造。改造的关键是把瑞恰兹的心理上情感的对立调和，改变为语义上的对立调和。……把对立调和原则具体化为‘张力’、‘反讽’、‘悖论’和‘戏剧化结构’等理论形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瑞恰兹对布鲁克斯的影响，就是中国的中庸思想对布鲁克斯的影响；或者说，是瑞恰兹、燕卜逊等人把中庸思想传导给布鲁克斯，并最终催生出反讽理论。 对意象的重视带有中国诗歌的印记 庞德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早有定论。他沉迷于中国古典诗歌中丰富的意象，痴醉于对汉字的拆解，即他所谓的“表意文字法”，把汉字看成一幅幅意象的直接构成，并利用中国古典诗中“若即若离、若定向、定时、定义而犹未定向、定时、定义的高度灵活的语法”，使“其中物象以近乎电影般强烈的视觉性在我们目前演出”，最终从中生发开创了西方的意象派理论。 作为庞德的崇拜者，艾略特或多或少受庞德的艺术品位与兴趣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赵毅衡认为，通过细读庞德，艾略特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中国诗的感染。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受庞德《神州集》的影响，在句式上一反西方诗传统的连绵跨行，而是把语义停顿放在行尾。艾略特的《三圣者的旅行》描绘了旅途的艰难，与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非常相似，均描述一位老人对多年前一次旅行的似乎杂乱的回忆，并均采用散漫的谈家常式的口语。中国诗人很少让感情泛滥出来，而是冷静地将个人的体会放进“具有共通性”的自然意象中去，艾略特提倡的“非个性诗”与之类似。叶维廉《艾略特诗方法论》即详细考察了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非个性化”及其“压缩的方法”与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象观念之间的内在共通性。艾略特认为，优秀的诗歌应是人类整体心灵的回响，是集体意识的反映。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由庞德演绎出的意象理论的影子。 布鲁克斯欣赏艾略特，崇尚以客观的意象来抒情，反对浪漫主义的滥情主义，并同艾略特一样保持对历史传统的敬畏。布鲁克斯对诗歌中的意象极为重视，《精致的瓮》多次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如《麦克白》“风中的婴儿”和“带血的匕首”两个意象，《快乐的人—幽思的人》中“塔楼”与光的意象，《不朽颂》中孩子的意象等。在小说批评中，布鲁克斯也一再提及意象。如在分析美国作家斯梯芬·克兰的《红色英勇勋章》时，抓住“绿色的自然世界”和“蓝色的军服”两个意象对小说作了精彩解读。布鲁克斯对意象的重视，一方面有欧美文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很难否定他受艾略特、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影响。 布鲁克斯是英美新批评的中坚人物，常被作为新批评的代表，如果能确证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或许可以由此推断，英美新批评曾受到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