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蒋蓝著，故宫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这本书里，我所关注的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首先是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史、廉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
    我的出生地在川南盐都自贡市，那里有一条沱江的支流滏溪河，为自贡市境沱江段最大支流。河道曲如釜形，附会于水，成为河名。其北源为威远河，又称清溪河，发源于威远县两母山，全长94公里；西源为旭水河，又称荣溪河，发源于荣县西北荣隐山，全长73公里。两河于凤凰坝双河口汇合后，始称滏溪河，曲折蜿蜒流向东南，经贡井、自流井、仙滩、沿滩、邓井关，于富顺县李家湾注入沱江，流程73.2公里。滏溪河城区段自双河口起至金子凼堰闸总长8.5公里，是滏溪河的起始段，也是自贡市中心新旧城区的结合部和分界线。
    在上千年采盐的历史中，井盐成为了凝聚城市的动词，那是有关井盐踪迹的延宕之波。本地井盐的运销与冷兵器时代相协调，处于肩挑、背驮状态，架车、马帮是常见运输方式，木船水运则是晚清自贡最先进的运输形式。童年时的我，所有夏季都是在滏溪河里度过的。父亲说，与其让你偷偷下河送命，不如早点学会游泳。这样在1970年，我5岁就可以独自游泳过河了，因此可以与伙伴们在水里玩上几个小时。比赛、打水仗、摸河底的蚌壳和螺蛳，遇到运盐巴的长长的橹船队，它们的动力是一艘小火轮，速度比游泳略快，但我们往往拼命追上橹船，吊在尾舵上，直到开出2里地，才入水游泳返回。最远的一次，竟然到了一个叫金子凼的地方，才逆水游回来。从东兴寺码头逆流而上，要经过关外码头、王爷庙到达张家沱码头。张家沱盐业遗址位于自流井市区滏溪河南岸的富台山下，是目前自贡市区内还保留旧貌的民居建筑群，同时因为一地同时修有三个祠庙而闻名。在张家沱南岸，有长大数百丈的码头，如今全部浸泡在河水以下。在滏溪河河水清澈的年代，此地也是人们游泳的场所，码头则成为跳台。记得我读小学时，特到张家沱参加了全市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N周年的活动。数千人跳进河湾，游那四五百米距离，颇有“下饺子”的意味。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和考索，我写入到长文《有关井盐的生活史》当中。
    西哲有言：泰晤士河的每一滴水都是水的历史。崇尚知识恶力而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注意到了被河流带走的往事，他说：“名声犹如河水，浮轻不浮重，载空不载实。”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河流。
    稍长，我在宜宾的金沙江、在牛佛渡口的沱江、在江阴的长江、在桂林的漓江、在乐山的大渡河与青衣江、在都江堰的岷江均下水畅游。记得2010年盛夏我到宜宾横江镇从事田野考察，又到横江（朱提江）里小游了半个钟头。这里的水面、河坎间，翼王石达开十几万兵马与数量相当的官军殊死一搏，双方死亡近十万人，二百多米宽的河道为之拥堵。当时，我就产生了钩沉这段往事的念头。
    “钩沉”的含义可上溯至《黄帝内经》。正常人的脉象会随四时更替而相应变动，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难经》把石脉解释为沉脉，创立“钩沉”一词的人必定熟悉于此，钩应夏，沉应冬，“钩沉”就是夏冬的意思。后来，逐渐成为“春秋”的另一说法。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为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陈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里指出，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事实是事情的切片，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最终，事物、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呈堂证供”。就是说，事情尽管神秘诡谲，但从来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立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为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
    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
    错综复杂的踪迹，总是受到看不见的规律所左右，这个巨力就是社会存在。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所以，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这本书里，我所关注的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首先是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史、廉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至于我是否能走出这一迷宫，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很清楚，我在这里谈论的踪迹，与德里达的“踪迹论”南辕北辙。我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关乎“在场”与否。本文所言的踪迹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这些踪迹忠实地纪录着暴力曾经的“在场”。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在德里达视野中，他利用了踪迹（有时也作原迹）之痕，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但是他提示了我：踪迹并不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本源，而表达了充分的、在场的意义的缺乏，踪迹是“在场的幻影”，通过它“当下变成一种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这样，文本就成了不断书写“踪迹的踪迹”的组合体。
    从德里达的繁复表述中，我得到了不少启示。暴力得不到宣泄，它一旦获得了比性交更充分的释放，受害者一旦“死了”，诠释暴力权威也就“死了”，一个时代充满了暴徒的活力而四处飘零、无家可归。整个历史中心主义的宏大与在场因此彻底坍塌，剩下什么？我想，只有碎片，只有踪迹。
    我通过对唐友耕这样一个人物的踪迹考察，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想的是，能否把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在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能否如年鉴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或文化史所称的“意识史”？这的确是我心向往之的。
    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在我看来，乃是他蛰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安享他不便于见光的富贵和仙境。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且从审美心理而言，在民国之前即使死亡还属于丝织物，不像后来了，死亡全是化纤制品。
    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内容的人物，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由他的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刀刃一如镜子，玻璃背后的水银会托起孽账；杀戮亦如烹饪，当事人久处鲍鱼之肆，嗅觉被油腻闭塞，味道只得由旁观者来分辨。而不断擢升的职位总会让曾经愤怒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保守派。又由于他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收获更多，这样的革命者会不断加固自己保守的底座，成为恶势力的巨臂。
    所以我说，最锋利的刃，总是砺自墓碑。锈迹与石屑交替而下，个中更有无数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视你！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踪迹已属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昭通农民起义军灵魂人物李永和、蓝大顺、卯德兴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唐友耕则是举高这一箭垛到无蔽处的一块石头。所以，他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激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了，他们的生命原本会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但愿从我追踪到的“红锈”里，可以偶尔听见那些叫魂与枭鸣……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