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全二册），台静农著，何寄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88.00元
    

虽然早已听台湾学友谈论台静农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之种种优点及其来龙去脉，但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在收到出版社的样书时，仍然产生了一丝先睹为快之感。
    我最早产生的一点感受是，此书似应题作《中国文学史稿》，因为它毕竟是一部未定稿。我甚至觉得台先生生前并未有意将它写成一部文学史著作，这只是他留下的讲义之残稿而已。否则何以内容缺失甚多：全书写到金元遂戛然而止，唐诗部分竟然未及李白（今本中的“李白”一节是整理者据台先生的单篇论文而增补的，故体例与其余各节明显不同）；而且轻重、序次也欠斟酌：唐代古文一章中对传奇小说作家从王度到元稹等八人皆专设一小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名家却只在韩、柳一节中一笔带过；宋诗一章的第五节中竟将刘克庄列于范成大之前，事实上范去世时刘年仅七岁。其实将此书题作“史稿”并不会影响其声誉，陈寅恪先生著作的书名中就常见一个“稿”字。况且如今题作“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早已泛滥成灾，有些厚若砖块的“巨著”貌似面面俱到，无懈可击，其实只是包装精美的一堆废话而已。一片汝窑的碎瓷价值连城，而毫发无损的现代仿品却只能用来盛酒、腌菜。台先生的著作犹如前者，它虽未成书，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其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题作“史稿”又有何妨？
    台先生著作的价值究竟何在？何寄澎、柯庆明二位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前言、后记中已经说得相当充分，笔谈的篇幅也不允许再发长篇大论，我只想谈点零星的随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而晚近学人的著作则都是集体编著的成果。如果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也许后者更加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况且对于现在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教材更容易理解或讲解，也更容易得出考试所需的标准答案，这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如果要论学术价值，要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这样的功能只有前者才能承担。台静农先生的文学史稿无疑属于前者。试看其唐代部分的若干论述：第一章题作“唐代士风与文学”，分别从唐初风气、进士科举及朋党三个角度对唐代文士的心态、习气与行为进行言简意赅的分析，从而清晰地揭示了唐代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反观今人的许多文学史，往往对唐代的政治、经济等所谓历史背景喋喋不休，但是那些背景究竟与文学有何关系，却不甚了了。第二章第二节“宫廷诗人及其成就”，对唐太宗等人不置一词，径以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为论述对象，单刀直入，探骊得珠。第四章第三节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杜甫与房琯的关系，表面上似乎有点累赘，但这样一来，杜甫从长安以文章待诏，到凤翔为房琯进谏，直至成都入严武幕府，其一生主要经历的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堪称举重若轻。台先生的结论是：“至于房琯的政治群，究竟有些什么人，历史上并不明确，想来也不过多引用几个正人，他主政的时间短，又在大乱时期，自然不能同后来的朋党比，但至少我们明白了我们伟大的诗人与当时政治群的关系。”在现存材料的条件下，这是关于杜甫政治立场最为稳妥通达的解说了。
    翻阅本书，精采的片断随处可见，例如第三章第一节论王维的山水诗妙在“以意境胜”：“例如‘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与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尝不是同样的物我两忘？又如‘墟里上孤烟’的‘上’字，绝不是客观的形容，而是主观的体会。再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四句看来，前两句是自然的静象，后两句是人物的动态；然就全诗看来，则一归于静漠。这便是所谓‘浑然天成’，但若不透过作者的情趣，则无从得到这种成就。是故吾人欲了解王维自然风格的诗，必得了解他对于自然的体会，因为他不是客观歌颂自然的诗人，而是要与自然同化的诗人。惟其如此，前代诗人能影响他的，只有陶渊明。”仿佛只是兴之所至的娓娓之谈，其实不但指出了王维诗境的妙处，而且说明了王诗与陶诗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其眼光远胜于某些装饰着繁复理论术语的高头讲章。
    前面说到台先生的文学史不宜用作当今大学的教材，读者也许会觉得与史实不合，需要补充几句。我也知道当年刘师培、鲁迅等人讲授文学史时，所用的教材都与此相类，有的甚至更加简略。当时根本不用教材，授课时全凭腹储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师似乎不再具备那样的学问功底了。况且学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了，像刘师培、鲁迅那样的讲授法，坐在台下的学生必须是傅斯年或台静农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台先生起死回生重新走上台大的讲台，但台下所坐的学子已非叶庆炳或林文月，台上纵有舌端花雨，又怎能达成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读罢书稿，缅怀日渐远去的前辈风流，怅惘不已。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