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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误读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以《教程》为主要文本所接受的索绪尔思想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正是这种片面性，为经典叙事学日后陷入其理论困境埋下了“祸根”。罗兰·巴特这位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S/Z》这部转向后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中做了精辟的阐述。“据说，某些佛教徒依靠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这些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宏大叙事结构，(为了检验)再反转来，把这个大结构施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个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texte)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15](P55)到头来文学批评是在证明所有的文学作品在说同一件事，这一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正在于经典叙事学的方法论，而之所以出现方法论的问题，又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教程》最后一个警句——“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3](P323)，戈德尔通过考证，“在索绪尔本人的札记和学生的笔记中都没有找到，因此断定是编者所加”，而非出自索绪尔本人。这句话“确实也表现了索绪尔的部分思想，但不能说是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完整概括”[5](P9)。如果据此便认为索绪尔只重视语言研究而反对言语研究，或者不重视言语研究，就背离了索绪尔思想的整体语境。 第二，索绪尔在强调语言时并没有排斥言语。一方面，他强调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3](P41)，两者对立统一于言语活动中。“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括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乍一看来，把这个系统和它的历史，把它的现状和过去的状态区别开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3](P28-29)另一方面，索绪尔也充分认识到了言语对于语言的重要性。首先，语言源于言语。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3](P30)，“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3](P41)。其次，语言的变化源于言语。“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3](P41)换言之，言语是语言变化的根本动力。“事件是状态之因”，“状态中的一切都已提前包含在事件中”[5](P194)。 第三，索绪尔认为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都应该存在，只是在实际操作中须分别进行。在他看来，这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任何科学都应该“仔细地标明它的研究对象所处的轴线”是“同时轴线”还是“连续轴线”[3](P118)(即共时轴和历时轴，笔者注)。就语言和言语而言，“一个是就其自身所取的价值系统(或在一个时刻的)，一个是依据时间确定的价值系统”[5](P288)，两者完全是异质性的。就是说，语言处于共时轴，言语处于历时轴。语言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约定俗成并共同遵守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符号相互对立或关联，语言中所有要素的价值都由这个系统决定。“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3](P118)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语言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内部状态，而不用考虑这种语言状态是如何演变来的。语言的研究构成了共时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或者内部语言学。言语是个人为了交际而使用语言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同一个人在不同语境下，其心理、情感、意志和智能都各不相同，因此，言语千变万化，无限丰富，具有极强的创造性，能推动语言不断演变。所以，只有研究了言语，才能更清楚语言在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变化，而这就构成了历时语言学，又称演化语言学。探究言语和语言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就构成了外部语言学。总之，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深刻体现了言语活动的“二元性”，也决定了“语言科学的二元性”[5](P288)所以，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应该分别展开。“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3](P42) 两条路要分开走，但不是只走一条而废弃另一条。在语言学的“第一条分叉路”中，索绪尔虽然优先选择了语言的语言学，但并没有否认言语的语言学。也就是说，单独研究语言的语言学是不够的，必须要与言语的语言学研究相结合。“语言学中这样划定的两部分，将依次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3](P143)由此表明，言语的语言学不仅不能排除，而且还是语言的语言学必要的参照与补充。到这里，我们便可清楚地认识到，罗兰·巴特所说的只有语言才能“作为科学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至少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这样)”[16](P10]，明显是对索绪尔的误读。 据索绪尔版本学的有关材料显示，晚年的索绪尔非常重视言语的语言学。大约是在1912年，索绪尔向日内瓦大学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倡导建立修辞学教研室以开展修辞学研究。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其研究领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接近语言，是消极的储备；另一部分则接近言语，是积极的能量。言语是随后逐渐渗透到言语活动另一部分(指语言——校者)中去的那些现象的真正源泉。(一个系里有)两个教研室(指语言学和修辞学教研室——校者)完全不是多余的”。索绪尔这段话的着眼点在于强调言语对于语言的重要性，既如此，语言研究之外就少不了言语的研究，这是就理论层面而言。从实际情况看，“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只重视古代书面文献语言的研究，轻视口语”，有鉴于此，必须加强口语的研究，修辞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修辞学，虽然也对书面语感兴趣，然而它首先把观察口语现象，把活生生的言语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索绪尔在这份报告的最后呼吁，等语言的语言学深入开展之后，必须进行修辞学——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我可以大胆地说，语言学中对那些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已经够充分的了。因此，应该欢迎研究语言中的多种表达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取决于这种或那种心理状态。”[17](P3)然而遗憾的是，索绪尔发出倡议的次年(1913年)便离世了，还没来得及开展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教程》的编者在序言中对此做了交代：“缺少‘言语的语言学’这一部分是比较容易感觉到的。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诺言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是大家都很清楚的。”[3](P14) 综上所述，在“语言和言语”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误读，而这种误读的产生又与《教程》未能完全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相关。《教程》在“语言和言语”、“共时与历时”、“内部与外部”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既展示了索绪尔辩证法的魅力，同时也夹杂着多义性、歧义性甚至矛盾性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造成了后人对索绪尔思想理解上的偏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