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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接受 过去我们曾指出，索绪尔“对叙事学有开启之功”[9](P4)，为经典叙事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其中，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理论对于经典叙事学的影响最大。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该学科可能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从这个角度讲，“语言和言语”的“这一区分是索绪尔构建的语言学理论一系列原则与关系中最为根本的”[10](P144-145)，因为它首次明确了以语言的共时结构为研究对象，扭转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言语活动的历史变化和个人因素进行溯源的原子式研究。正是在“语言和言语”的“第一条分叉路”之后，才会有“共时和历时”的“第二条分叉路”以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分。英国语言学家加德纳爵士评价说：“注意区分‘言语’和‘语言’是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功绩。这一区分具有深远的影响。依我之见，它迟早会成为所有科学的语法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11](P110)二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之一”，而且“这一方法论原则已经在其他人文科学中被广泛运用”[12](P15)，经典叙事学就是一个典范。而经典叙事学如詹姆逊所言，“说到底都源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这一根本区分(当然也源于这一区分背后的关于共时和历时的区分)”[13](P91)。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围绕着“语言和言语”问题，深入探讨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的接受。 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区分为两个互相对应的方面——语言和言语，并强调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另一方面，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属于“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3](P30-42)。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在言语活动研究中的地位不同。在他看来，对于科学的语言学而言，语言比言语更重要，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而非言语；或者说，从言语中发现普遍的语言结构才是最重要的，言语作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因此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语言是语言学的“唯一对象”，“又完整又具体的对象”，“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指言语，笔者注)，而且正要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3](P28-42))。“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3](P323)。 经典叙事学正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解读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在《符号学美学》开篇第一章，罗兰·巴特专门分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罗兰·巴特也是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直接启发。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指出，叙事学研究者们“几乎身临与索绪尔同样的情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叙事作品，如同言语一样，是“数以百万计的”，而人们能够讨论叙事作品的观点又是众多的，包括“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人种学的以及美学的等等”。所以，“纯粹的归纳性的方法”——“首先研究某种体裁、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所有叙事作品，然后才逐步拟订一个总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空想”。“叙述的分析注定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即“首先假设一个描写模式”，“然后从这一模式出发，逐渐潜降到与之既有联系又有差距的各种类型”，最后通过比较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类型，“发现叙事作品的多样性及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不同性”[14](P3-4)。简言之，经典叙事学就是从大量的叙事作品中抽象出一种共同的叙事语法，再用这种叙事语法去阐释千千万万的叙事作品。这就意味着，作为“言语”的具体的叙事作品，只有被视为某种叙事结构的具体表现时，才会受到经典叙事学的关注，而叙事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却被有选择地忽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