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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学者罗根泽是河北深县人，从那时候开始，这一印象一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当我着手编辑《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时，唯一不用再核实籍贯的就是罗根泽。回想能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原因，多半是他贫寒的出身。那一代学人的家庭出身，往往非富即贵，再或者就是书香传家，像罗先生这样出身于农村贫寒家庭的，真是凤毛麟角。 时隔多年，罗先生的子女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家在河北农村，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辛劳才聊以糊口”，“父亲从小就干农活，大约到十一岁上，家人才不无勉强地送他入学堂。”家境贫寒，读书又较常人晚，这就从开始注定了罗根泽先生的求学之路必然坎坷不平，往往不得不耗费数倍于他人的精力和时间。因为我也生长于河北的农村，对此自有切肤的体认。 从曾国藩总督直隶，多方罗致英髦伟异之士，吴汝纶执掌莲池书院始，保定境内的民风淳朴好古，士大夫修习古文翕然成风，这对年幼的罗根泽有直接影响。他的启蒙老师武锡珏便出自吴汝纶门下。然而罗根泽并不画地为牢，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他决定报考当时文科学子心目中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同时为了保险起见，还报考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经过一段时间的忐忑不安，考试结果一朝公布，罗根泽被这两所大学同时录取了。于是，他既在清华研究院攻“诸子科”，师从梁启超和陈寅恪；又在燕京研究院读“中国哲学”，师从冯友兰和黄子通。那时的罗根泽，大概正可以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北平花”来形容了吧。 对罗根泽的治学之路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三位师长。第一位是梁启超。梁任公对罗根泽的影响主要在于治学精神和方法。罗根泽曾在《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动情地回忆了开学不久的一个场景：梁启超带领新入学的罗根泽、蒋天枢以及上届的刘盼遂、姚名达等20余人，前往祭扫王国维墓。在墓前对诸生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的确超类绝群，超类绝群的成就由于他有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情感热烈所以学问欲无穷；头脑冷静，所以研治的学问极精。”对此，罗根泽在回忆中用了两个“绝大”来形容，一方面是绝大的鼓励，一方面又是绝大的启发。鼓励是从精神而言，启发则是从方法而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