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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分唐宋”与新诗的“知性革命”——传统诗学脉理中的梁宗岱、袁可嘉新诗理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4期 赵黎明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在传统诗学脉理中,宋诗理论和三四十年代的知性诗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具体表现为:前者强调的对世界万象的纳入与后者“最大量的经验活动”摄入等观念,前者强调的“託物连类”与后者将“概念化成影像”等观点,都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另外,前者所看重的精细入微、鞭辟入里之“宋贤之精神”,也与后者间接、迂回、暗示的“感觉曲线”诗观若合符契。古今两次诗学运动尽管发生动因、发展方向、艺术效果都颇为相同,但二者也有质的区别。这种内在联系,一方面反映出中国诗学的革新不可能逾越历史传统的深刻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诗学只有不断接纳新的因素,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长能力。
    【作者简介】赵黎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抒情传统中的“唐宋之争”与新诗的“知性”转向
    抒情是中国诗的擅长,抒情诗是中国诗歌的基本构型,这一事实早已成为了一种诗学常识。陈世骧有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①在他看来,这个传统直可上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低吟浅唱,弥漫的是“个人的弦音”,诉说的是“人类日常的焦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与抒情诗的要求相吻合;《楚辞》也不过是“楚的悼亡诗”,呈现给后世的是抒情诗的不同种类,“祭歌、颂词、悲诗、悼亡诗”,整体上讲是“用韵文写成的激昂慷慨的自我倾诉”②。因此,它不仅塑造了一种民族文学的心理基座,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结构,举凡古风、律绝诸体,均以凝练精致的艺术形式达情畅怀,很少出现长篇巨制的叙事诗或曰剧诗。即使那些以铺排为能事的赋体,其实也是“在诉说一种个我的情怀、一种自我的心灵对外在世界的观、感、思;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抒情的”③。而在理论上,由于“诗言志”古老信条的垂训,历代诗论家最不敢忘怀的就是“情”与“意”,言诗必述情,传统诗论能逃“情教”范模者几无:“诗本人情而成于声”④;“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见”⑤;“夫诗者本乎情,丽景成声斯谓之诗”⑥;“诗家首重性情,此所谓美心也”⑦;“诗学根于性情”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断言,言志诗学构成了中国诗学的道统,抒情之体构成了中国诗学的体统,而这种道体合一的抒情诗型也构成了华夏迥异于西方的诗学原型。
    正是由于这种原型力量的牵引,以诗歌革命为号召的新诗坛,尽管在诗体方面做出了不少越轨的尝试,然而对于言志传统并未见出稍许改观。宗白华说,诗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的文体,其能事是“表写人的情绪”⑨。郭沫若在华兹华斯“自然流露”⑩说的基础上,干脆将传统抒情理论进行了简化处理,认为“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11)。他还强调,抒情诗歌的理想境界,是将“一种几乎发狂的强烈的热情”,畅快淋漓地“涌出来”而“不是做出来”(12)。一些受传统诗学影响更深的诗论家如废名,在构建新诗艺术规范时,甚至将“旧诗”的若干因子纳将进来,不仅主张新诗要“最见性情”(13),而且强调情感要“直抒”,“新诗的生命自然是一个直接的抒写”(14)。直接抒写的“自然”,常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这样的抒情语境中考察聚讼千年的“唐宋之争”和三四十年代的知性诗运动,我们会发现一些深有意味的现象。首先,会发现人们尊唐抑宋的深层原因,原来不是别的、而是对抒情文化惯性的本能护守。“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其“有所歉”的根本原因,原来在于偏离了“吟咏情性”、“一唱三叹”、“透彻玲珑”的唐代(亦即历代)抒情传统(15)!“唐诗如父母然,岂有能识父母而认他人者乎?宋之最佳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辈乎?”(16)人们所谈论的唐宋之异,原来是二者对于“情”处理方式的不同。
    与此相类似,三四十年代梁宗岱和袁可嘉先后提出的“经验诗学”(17),显然也是一种对新诗抒情理论的深刻反拨。新诗仅仅限于抒情吗?新诗文体没有拓宽的可能吗?当然不是。他们认为,诗歌固然不应放弃抒情传统,但诗仅限于抒写刹那感兴是远远不够的,诗歌必须扩宽表现的疆域。在比较了我国旧诗与歌德抒情诗概念之后,梁宗岱一方面肯定了抒情诗对于现实反应的敏感性,但又觉得诗歌除了表达瞬间的情绪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需要诗歌做出回应,现代生活呼唤着“另一种”新诗。而在袁可嘉看来,传统抒情诗单一地描写“喜怒哀乐的状态”,抒写情绪时“从头到尾永远表现悲情的波动”,“往往只止于直线的运动”,缺乏“多主题底重复”和“辩证的发展”,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现代人“复杂经验底有组织的表达”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表现手段“曲折、暗示与迂回”的“另一种”新诗肩上(18)。袁氏把这种抒情方式的转换称为“从抒情运动到戏剧行动的转变”,即“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底发展”,其要义“不是说现代诗人已不再需要抒情,而是说抒情的方式……必须放弃原来的直线倾泻而采取曲线的戏剧的发展”(19)。这“另一种”新诗,我们不妨名之为“经验诗”或“知性诗”。与传统抒情诗重“感兴”“顿悟”,重“即兴”“口占”以及重“自然流露”“无迹可求”不同,这类诗的最大特征乃是极为重视“建筑的匠心”,即所谓“积年累月甚或大半生苦心经营”与“内在世界里的毕生的经验与梦想,怅望与创造底结晶或升华”(20)。因此诗歌定义应该被重新改过,“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因为“热情可以借惊叹号而表现得痛快淋漓,复杂的现代经验却决非捶胸顿足所能道其万一的”(21),新诗表现方式的革命势在必行。
    必须指出,梁、袁的知性诗论,是在波特莱尔、里尔克、马拉美、艾略特等欧美现代诗人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有的表述称其为西方诗论家相关论述的汉语直译都不为过。然而,反顾传统,我们又会发现这些论述其实“古已有之”,从文体角度而言,这恐怕是传统汉诗文体内在运动的变化规律使然。在一定意义上,宋诗与现代知性诗运动的内部动力,都来自于拓宽表现内容、改变诗体单一格局的需要,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交集。言及“宋诗”与新诗的关系,真可谓风云际会、一波三折。文学革命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诗的反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不用典”、“不用滥调套语”等,条条款款均是针对宋型诗积弊而来;可是,胡适的诗歌“尝试”,如议论成分的增加、“以文为诗”的做法等等,却又未必不是对宋诗传统的某种延续。新文学主张诗歌“直接的抒情”,然由此引起的“感伤情调的流行”以及文体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等,却使“新诗的前途”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将宋诗理论和现代知性诗论相提并论,主要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证明二者业已存在的对应或相似关系,而是通过这对应或相似关系的揭示,从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中发现诗歌文体变革的内在规律,以对中国新诗的文体建设做出理论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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