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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性散文与小说的文体互动 现代散文观念的确立向来被视为新文学的一项成就。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出了“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的观点，着力剔除古代散文的非文学成分。1919年，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指出：“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但是日用必需，整年到头的做他：小则一篇文，大则做一部书，都是他。所以他的做法的研究，虽然是比较的容易，可也是比较的要紧哩。” 由此萌发了新文学四大文体观念，古代散文的独特地位也被日益成熟的小说、现代诗和戏剧所取代。但是，“五四”以后的女性创作中，四大体裁的划分并没有打破诗文合一的文体传统。妇女报刊作为宣传女权思想、彰显女学成绩的媒介，在开设诗词专栏的同时，普遍重视政论文的写作。在女学生习作栏目中，囊括论说、游记、传记、杂感等诸多文体，可谓是女性写作的全面实践。 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堪称女性文学长足进步的标志。然而，新文学初期现代小说和散文文体的界限模糊在女性创作中更为突出。例如，1932年至1935年间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师中部学生自治会主编的《女师学院季刊》，设有论说、学生生活、文艺、诗与词、漫谈、译作、科学小研究、讲演、小同学的园地、童声等栏目。起初小说与散文设在文艺栏目下，后来小说与散文变成一级栏目，二者仍然不作划分。直至现在所见到的最后一期，小说与散文的一级栏目下才分设二级栏目，将二者分开，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栏目，但作品文体的实质性划分仍不明显。 根据上述文体观念来理解某些女性作家的文体形成原因就比较容易。恰如当代女作家林白所说，她从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学会了写散文。萧红诗、文、小说相融合的文体风格在许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中都有表现，而90年代后的女性散文创作甚至有意运用小说的意识流手法以求散文的突破。散文家胡晓梦坦言，说不清自己写的是小说还是散文，小说和散文“不都是那么一回事吗”。的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陈平原语）。小说与散文之间的关系既是难舍的又是互动的。纵观女性散文的传统及20世纪以来兼容并蓄的文体实践，女性散文概念的界定不宜过于“窄化”。 综上，女性散文借助散文和女性文学的勃然生机，于90年代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概念。在文体演变的回溯中才能展示女性散文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不应以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中某些特定时代的特质对其进行狭隘的理解。过分强调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并以此作为女性写作的共性特征加以渲染，可能导致两性写作规律与风格上相对立的认识误区，出现性别本质主义的倾向。主体性写作在女性彰显个体生命价值上具有突出意义，在文学传统的探寻中逐步确立女性群体在文学史中的合理地位，则是女性文学更为宏大的愿景。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