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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在逐渐形成的“散文热”潮流中，女作家创作队伍走进学术视野。1990年，针对这个富有性别内涵的文学现象，楼肇明使用了“女性散文”一词，并提出女性散文的三要素：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以女性自我的经历体验和心理特征作为观察社会人生、历史自然的视角和触角；体现女性偏爱或擅长顿悟、直觉、联觉的心理特征和想象力。1996年，女性散文概念第一次走进散文史，佘树森、陈旭光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出：“并不是所有女性作家所写的所有散文都可以被称为‘女性散文’。”它表达了两重含义：女性散文是女性创作的、着重表现女性主观情感体验的文体。此后，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等文学史著述沿袭了这种观点。为此，有人认为女性散文是“派生”于女性文学的一种文体形式。 然而，“女性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是女性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或是不分作者性别，所有关注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或是女性表现自我身体经验与生活感受的作品。乔以钢等人在《女性文学教程》中，将女性文学分为两类：女作家创作的“女性文学”和女作家创作的强调自我体验的“女性主义文学”。以创作主体的自然性别界定女性文学的方法避免了概念过于宽泛。同时，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两个层次的划分，又对80年代中后期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女性新题材创作作出了范畴上的界定。90年代的女性散文概念的使用趋向于“女性主义”的散文创作，是女性文学的一部分。 古代女性散文及其现代转型 我国最早收录女性作品的诗文集是梁太子萧统编辑的《昭明文选》，这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文选集，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文不分的文体意识。其中有西汉班婕妤的五言诗《怨歌行一首》和东汉班昭的《东征赋》。由于经济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女性文学创作与刊刻的高潮，至清代则更加繁盛。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载，明清两代有女作家3750余人，后人仍有补遗。 沿袭文选传统，明代一批文人在结集时收录了女性的作品，如《彤管新编》（张之象）、《诗女史》（田艺蘅）、《新刻彤管摘奇》（胡文焕）、《名媛玑囊》（池上客）、《丰韵情书》（竹溪主人）、《玉台文苑》（江元禧）等。明清女性自编作品集也是一种时尚。沈宜修的《伊人思》（1636）、王端淑的《名媛诗纬》（1667）、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1831）、沈善宝的《名媛诗话》等，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古代妇女具有深厚的诗文创作传统，还“挑战了两种旧观念：其一是女性深受传统家庭束缚；其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词彻底压制了明清才女”（魏爱莲)。 在“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底层社会的妇女“无权”参与文章的写作，但事实并非如此。沈宜修的《伊人思》是第一部明代女性自编的女性散文集。它表明，古代妇女非但没有退却于文章写作之外，还得到时代的认可。明代名气较大的女诗人柳如是，除有诗赋合集《戊寅草》、诗集《湖上草》之外，还有《柳如是尺牍》一卷，也证明女性散文在明代早有先例。 中国古代散文是文学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文体。诚如陈平原所言：“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女性散文必然身居其中。中国古代散文除了韵骈之外的一切散行文体统称“文章”，包括文学与非文学两种类型。非文学一类有政论、杂记、序跋、赠序、书牍、箴铭、哀祭、传状、碑志、公牍等；文学一类包括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记、人事杂记等。“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郁达夫的这种说法所强调的正是散文的古今之别及现代散文与西方文学之关系。 在女权思想和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感召下，清末民初女性“女界新文体”架起了古代女性散文向现代转变的桥梁。与现代女性散文以白话进行自我言说的特质相比较，“女界新文体”以集体性的论说方式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政治诉求；以不避俗语俚语、力求平易晓畅的文体，在女性书写中实践了“文界革命”；以白话或半文半白的“准现代语言”打开了古代妇女走向现代写作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