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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下，怎样写作文学史以及写作怎样的文学史成为新历史主义在深化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培根起，文学史撰述便已向“学术史”靠近，倾向于以历史的方法处理文学和文化事件，从而“文学”成为“史”的定语。格林布拉特从“文化诗学”出发，在澄清人们对培根文学史观的误读基础上，结合雷蒙·威廉斯、海登·怀特、蒙特洛斯、格尔兹等人的相关论说，提出“文学”与“历史”形成一个平等的、共时性的“商讨”场域。他试图证明文学史并非只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评判，其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现象。由此，“文化诗学”不仅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且进一步关注“文学史写作方式的文本化”。国内外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讨论新历史主义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它的诸种文本策略以及跨学科视角，却忽略了它对“文学史”本身的述说及其动因。深入考察该问题对于全面理解文学史观的当代转型有重要意义，它亦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维度。 【关 键 词】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文学史/共时性/商讨 【作者简介】陈倩，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20世纪80年代，在新左派运动、各种形式主义文论和文化人类学等催生下，新历史主义蓬勃发展。格林布拉特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口号以及基于大量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现象而总结出的一系列文本策略，如“逸闻主义”(Anecdotalism)、“改编式模仿”(Appropriative mimesis)、“商讨网络”(Network of negotiation)、“自我塑铸”(Self-fashioning)也成为新历史主义勾连“历史”与“文本”的重要途径。 尽管格林布拉特逐渐被学界关注，但他的一篇文章《什么是文学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以往的格林布拉特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文化诗学”对旧历史主义及其他理论的颠覆、新历史主义的各种具体策略、“文化诗学”的跨学科视野。相对而言，《什么是文学史？》在格林布拉特的诸多文章中理论性较强、论述最为抽象，且着眼于一个元命题，与其一贯从具体文本入手阐发思想的写作风格不太相似，容易被忽略。国内对此基本止于简单译介，国外虽有针对它的书评，但大多是关注此文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关联，对它的写作动机、对话背景和重要性并没有分析透彻。① 事实上，笔者认为此文是格林布拉特讨论“历史”与“文学”(文本)关系的关键，也是新历史主义提出十多年后，发展到成熟阶段进行自我反思和深化的重要结点。值得关注的是，几乎与新历史主义的发展同步，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热议“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在诸多“重写”的设想中，不乏对新材料、新体例、新思路的探讨。然而，由于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辨析不够明晰，文学史写作及文学研究似乎始终难以摆脱传统的窠臼。或许，格林布拉特的反思能为我们“重写文学史”提供一种可能的维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