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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史观的当代转型 当“文化诗学”已在欧美学界有相当影响之际，格林布拉特再来讨论《什么是文学史？》颇具深意，与其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潮流的思考密不可分。 最直接的动因或许是新历史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尽管对历史的写作方式、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有较鲜明的阐述，但如何处理文学史这一介于创作、评论、学术的交叉领域和元命题，其态度始终暧昧。新历史主义的前十年，忙着以颠覆的姿态同传统史学观和其他理论划清界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林布拉特才认识到“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性，开始实际主持《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编撰和修订工作(艾布拉姆斯仍为挂名主编)。《选集》隔几年出一版，在第五版问世时的1986年，正好是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兴起之时，1993年第六版的面貌就明显有所不同：一些非“经典”的作家作品和非“主流”的文学形式(如书信、日记)被收纳进来，评价标准也与过去产生极大区别。而自2000年出版的第七版开始，格林布拉特大胆改革，他的加入使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渗入权威学界。比如，第七版增加了“贺拉斯组画”等跨学科元素，使文学史叙述不再单一，关联性更强。[15]编排体例上也以“专题”为线索，扩大了文学疆界，即如上文所提的那样，将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现象全部纳入到文学考察中来。再比如，第八版在“奴役与自由”的专题中，新增了洛克、休谟等人的哲学文本；而在“女性”专题中甚至添入伊丽莎白一世、苏格兰玛丽女王等人的书信、演讲和诗歌，以便从不同的视角和身份使女性作品形成对话和“协商”，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史呈现出的女性文学面貌。[16] 可见，针对新历史主义兴起后，如何写作文学史这一重要元命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格林布拉特通过“诺顿文学选集”的编撰做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尝试，《什么是文学史？》正是生成于这样的语境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经历了话语和方法的转变，为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史观提供了契机。 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实证式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各种形式主义文论再到解构主义的几次转折，评论界出现日益严重的非历史倾向，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被忽视，重新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历史的语境中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意义的呼声也逐渐强烈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力图使文学批评具有现实维度的努力受到尊重，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主张重新开辟文学研究的历史途径。而新历史主义同样作为这种主张的回应和具体实践，逐渐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运动。 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各种话语通过“流通”而进行“商讨”，构成当代审美实践的核心。“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纯清的火焰。相反，文艺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是一番谈判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17](P14)格林布拉特进一步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既不能仅用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新马克思观来概括，也不能完全用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来分析。前者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私人”与“公共”、“诗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区分都是虚假的，希望取消话语领域的划分，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后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本质就是垄断式的独白话语，主张向所有的“同一性”宣战。这两种观念都是单一的理论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丰富性。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机制。[18](P7－13)新批评拒绝单纯从传记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观察文学，但是，流行的解构批评又面临文本意义延宕、价值虚无、所指取消的“无家可归”的困境。新历史主义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观。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文化诗学”而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摆动，从而相互依存与转化，两者中无一具有绝对优越的地位，因为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话语、文本或叙述。传统历史观把文学看成隐喻和象征的体系，而历史是客观、实在的领域，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点。因此，“文学史”观在当代也发生了重要转型。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是将有限的经典作品按照历史发展的秩序整理出一条对应的发展脉络，故而重心落在“史”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逐渐转变为“文学”与“史”的互释，即同样注重从文学的角度、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描画历史。 文学史观的此种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似乎可以证实当代文化的一系列关键转向。比如传统的文学史以“史”为经线，不免会是宏大叙事的，而新的文学史观更偏于个人化的审美感受；传统的文学史是单线的叙述，新的文学史观则呈现出复线结构；传统文学史遵循历史的必然律，新的文学史观则在诸多纷乱的话语中充满可能性；文学史反映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经典作品，而是渗入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回到《什么是文学史？》，格林布拉特最后总结道：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将“文学”与其当下文化语境分隔开，因此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只存在现实的“文化书写”。人们对培根的片面误解使文学史写作日益科学化而非诗学化，而“诗学化”既是对传统经典的逸出，也是对经典的复兴；既是对文学史的超越，也是向它的回归。[19](P479－4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