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第一版，45.00元
    

拉伯雷为什么不是无神论者
    《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是一部论战之作，矛头直指法国文学史家阿贝尔·勒弗朗，论争的焦点是关于拉伯雷对基督教的态度。结果是，他们两人在认定拉伯雷是否是无神论者这一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
    勒弗朗在为校勘本《拉伯雷全集》中《庞大固埃》所写的引言中认为，拉伯雷激情四射的语言充满了对基督教的大胆攻击，他无疑是早于他那个时代的、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费弗尔对此深表怀疑，他驳斥了勒弗朗的观点，并以大量的论据和缜密的论证阐释了16世纪是否有可能不信教的问题。费弗尔的结论是，拉伯雷不可能脱离16世纪的时代氛围而超然于宗教信仰之外，而造成这种误判的原因，则是后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常犯下的时代错置的错误。
    所谓时代错置，就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人和事。尽管历史学家立志秉承“如实直书”的传统，但在面对久远的过去时，却有意无意地展现出现代人的傲慢。在他们看来，凭借对史料的掌控和一种优越于古人的眼界，他们能够成为万能的叙述者，进而洞悉历史的一切奥秘与真相。但是，这种职业上的自信，却使历史学家过分沉迷于自己的观点，而忘记了当时的可能性，最终与揭示历史事实的初衷背道而驰。为此，费弗尔用全书一半的篇幅，即在第一部分中，论证了拉伯雷“是不是无神论者”这个问题。为了增强论辩的效果，费弗尔采取了一种类似庭审的叙述策略，让声称或指责拉伯雷为“无神论者”和“敌基督”的同时代的人悉数登场，现身说法。
    这些同时代的人中既有拉伯雷的朋友，也有他的敌人，不论他们与拉伯雷的私交甚好还是有所间隙，无疑都熟悉他的作品和性情，他们的证词因而成为勒弗朗立论的主要依据。在经过一番“枯燥乏味”的论证后，费弗尔却发现，无论是对拉伯雷的赞誉还是诋毁，没有一个人是在真正宗教意义上使用“无神论者”一词的。再加上这些人夸张的言辞和喜怒无常的品性，人们更不能将一句玩笑话或一声咒骂当作是对拉伯雷的盖棺论定。可是，这些同时代的人中还有神学家和宗教问题辩论家，他们是一些不一样的人，他们的见证是否会更客观和更可信呢？费弗尔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比如，有人在加尔文的一封信中找到了所谓的证据，因为信中提到《庞大固埃》是一部下流之作。但在费弗尔看来，这是对加尔文信件的误读——加尔文不过是在以此讥讽那位推脱自己不知道《庞大固埃》是一部下流之作的神甫勒克莱克，而不是在质疑拉伯雷。至于其他宗教问题辩论家指摘拉伯雷无信仰的说辞，费弗尔更是强调，这充其量是在说拉伯雷思想“下流”，而不是指他不信教，他们更愿意说拉伯雷是一个宗教改革分子而不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要知道，在16世纪那个宗教独尊的时代，对任何思想激进或言论偏激人士的中伤，莫过于斥之为“无神论者”，因此决不能用这个词的现代含义去理解当时人的思想。
    如果仅凭同时代人的证词还不足以作出正确判断的话，那就来看看拉伯雷本人是怎样说的吧。
    勒弗朗等人认为，拉伯雷的《庞大固埃》中尽是亵渎神灵的玩笑和对基督教义的否定。费弗尔却认为，这些玩笑虽然放肆但不恶毒，况且这些玩笑并不是拉伯雷的发明，有些其实仿自12世纪的武功歌。而那些貌似否定基督教的言论，只不过是在反对滥用信仰，并不针对信仰本身。现代人勾画了一个冒着极大危险，逆基督教而动的拉伯雷，藉此来印证他的大胆和超前。可实际上，拉伯雷的言论不但没有超出信仰范畴，反而在最大程度上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所熟悉的思想和情感。费弗尔一再宣称，若以现代人的标准硬套16世纪人的感觉、思维和行为方式，将会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费弗尔的同道兼好友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也曾指出：“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比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这无疑是对费弗尔观点的最好诠释。
    不过，如果费弗尔的工作仅止于此，他只是完成了对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的批驳和纠正。人们也许会因此赞赏他对史料的驾轻就熟，敬佩其在字里行间中所表现出的论辩的机智和学识的渊博，但不会为他的创造性喝彩，更不会将《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列入经典之列。因为这种习惯于判定的著作太多太多，它们除了给历史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表象外，对人们并无教益。那么，如果说费弗尔通过对这桩公案的考察，并不在于仅仅辨析一个具体问题，究竟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更高的学术追求呢？
    深挖“心态工具”这只“看不见的手”
    费弗尔要做的，是将这桩公案与16世纪人们隐晦不明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对16世纪的精神状态和感性模式进行全面的心理分析，才是费弗尔的真正用意，这也是他对历史研究最难能可贵的贡献。
    今天回顾年鉴派史学的发展，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心态史”这一研究路径在早期的第一代学者布洛赫和费弗尔那里就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践行。在1924年出版的《国王的神迹》中，布洛赫通过考察中世纪国王以触摸来治愈疾病的神迹，揭示了中世纪的人在看待国王时的心理状态。与之相呼应，费弗尔在1928年的《马丁·路德的命运》中，以这位宗教改革领袖为切入点，探讨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集体心理和生活状态。十年之后的1938年，他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心理学条目时进一步指出，历史学家应当把完全属于个体的历史心理学纳入正在前进的历史洪流中去。费弗尔之所以重视集体心理的作用，是因为他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会从精神或心态上重建对过去的理解，历史其实是人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感受；如果不进行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
    这样，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后半部分，费弗尔将笔触延伸到了更为广阔也更加隐蔽的心理、精神、思维和感官等领域。费弗尔告诉我们，在16世纪，不仅生老病死这样的私生活领域与宗教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即便职业生活和公众生活这样的领域也与宗教密不可分。在这种氛围内，人的意识、思维和习惯都是宗教性的，它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是宗教性的。对于这种现象，费弗尔曾给出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所有的人、各种状态的人，都躲在仁慈圣母的披风之下，想从中摆脱出来是不可能的。而要反抗宗教，人们只有从哲学和科学中获得支持。但在16世纪，这一切还不具备条件。那时人们难以形成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这不仅是因为缺少“绝对”、“相对”、“抽象”、“具体”、“因果”和“规律”这样的词汇，而且中世纪句法也不完善，——冗长、累赘、缺乏节奏感和没有气度，不能表达确切和连贯的含义，人们因而无法进行推理、论证和说明。再加上没有精确的观察工具、标准的测量系统、方便的运算符号，甚至准确的时间观念，理性和科学之光要等到17世纪笛卡儿、伽利略的出现才能被点燃。
    既然如此，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费弗尔需要探明人们是运用何种器官来感知世界的。他发现，16世纪的诗歌中充满了各种声音和味道，音乐也是喧嚣和热闹的，唯独用于捕捉事物相似性的绘画却是落后的。与鼻子和耳朵相比，眼睛对感知的表现力还很不足，它没有成为一个敏锐的感觉器官，也因而不是一个很好的理性工具，不能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形状上，更不用说那些容易催生出科学意识的几何图形了。可见，16世纪并非一个“看”（视觉）的世纪，是嗅觉和听觉在主导着人的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感受到的外部世界就是不确定的、模糊的、遥远的甚至恐惧的。只有宗教，才能赋予人一种脚踏实地的信念，去面对充满超自然力量的现实和游荡着恶魔般事物的宇宙。所以，不论是对思想先驱而言，还是对凡夫俗子来说，16世纪都是一个天启的世纪，一个在所有事情上都会首先寻找神的影响的世纪。在宗教面前，16世纪的人别无选择，拉伯雷亦不例外。
    但是，苛刻的评论家或许会说，费弗尔用于揭橥人类心灵玄机的集体心理或心态这种东西，因其模糊性和非形式化的特性而让人感到无从把握。似乎是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费弗尔提出了“心态工具”（mental tools）这个概念，试图以此来消除人们的疑惑。在费弗尔看来，每一种文明，甚至每一种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心态工具。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人们的集体意识，操纵着人们的举止言行。不过，这种心态工具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它只适用于某一文明或文明的某个阶段。若要发现并深挖这一工具，人们必须回到产生它的特定场域和语境中，并结合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加以分析。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费弗尔太过专注“心态”而忽略了结构性问题。其实，恰恰是在“心态工具”中，费弗尔找到了新旧历史学的契合。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