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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的第三期(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看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的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的许多相关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乎身处的环境。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写每卷的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以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爸爸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