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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1960年代，他们的修改主要以删除句子或段落为主(比如，“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编成多少席？”)。孙犁非常不满意编辑们的这种删除行为，认为“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比如，他觉得把“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为“哗哗，哗哗，哗哗！”就很不合乎情理，认为：“他们有‘整体’观念，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何妨碍？”从整体上看，这种修改也不算大，语文教材编辑者考虑的是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其修改或增删自有其道理。但是，语文编辑家修改本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今天看来，类似“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样的句子该是多么生动、形象，是万不该被删除的，但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表达可能被认为是彰显一种“小资情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不符，所以， 就被删掉了。即使如此，《荷花淀》所表达的一些情感也会引发学生的疑问。在1950年代，安乐师范文艺研究组的学生就曾致信孙犁，说《荷花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不是郑重的反映妇女的事迹”。孙犁在信中对之一一作出解释，所依据的是小说的文本语境，告诫他们不要脱离文本，机械地理解这些问题。孙犁的解答是恰当的，但学生们的追问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倡导男女平等，提出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青年学生自然深受其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肯定不是文本的艺术问题，而是文本反映出的思想问题。很显然，这样的争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走远了，此类争执也就自行消退了。 在1980年代，最大的修改本是由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里的《荷花淀》。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在日记中说：“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总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这样的增删就是胡乱作为了。孙犁对此自然非常气愤：“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毫无疑问，后一种修改是非常有害的，是对文学和作家的双重损害。 如今，语文课本中的《荷花淀》又经过了一次重新修改，可称为“人教版高一必修本”，其修改处主要表现在：(1)将原著中的方言、口语换成按普通话标准形成的文字。比如将“苇眉子潮润润的”改为“苇眉子湿润润的”，将“到区上开会去来”改为“到区上开会去了”，将“聚在水生家里来”改为“聚在水生家里”。(2)增减个别字词，改动句序和标点。比如，将“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中的“没”改成“没有”，将“因为考虑准备的事太多”中的“考虑准备”改为“考虑和准备”，将“从稻秧尖上吹过来”中的“上”去掉，将“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改为“你有什么话，嘱咐吩咐我吧”，将“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改为“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将“宽厚肥大的荷叶”改为“肥大的荷叶”。(3)重新调整句序。比如，将“水生的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改为“‘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由上可见，教材编写者过多考虑了普通话标准语的规范，而对文学语言中不符合统一性要求的字词、语句进行了修改或删除。笔者觉得，与原文本相比，这些改动非但没有确保文本意义的增值，反而大大减值了。具体来说：(1)处的改动丧失掉了原生态的乡土特色(“潮润润”该是多么富有乡土韵味啊！)，人物的口语风范顿然消失(“开会去来”该是多么富有现场感！)。(2)处的改动要么失去语言的干净、洗练，要么造成语言的生硬和无趣。其中，笔者实在不明白编辑们将老百姓口中的“日本鬼子”改为“日本”是出于何种目的。细想了，这样的改动真有点荒唐！(3)处的修改由于过多考虑了句子的严整性，结果如此一改就很不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即对女人那种快言快语、朴野真挚的性格呈现就大打折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