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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时代体验、美的风景发现、善的人性追求成就了韩映山小说艺术的高度，但是他的成功不仅仅归功于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荷花淀派”这一文学流派给予了他更多精神上的引导与支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孙犁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流派“荷花淀派”曾经给文坛吹去了一股持久清新的“荷风”。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几个主要的“荷派”作家，以《文艺周刊》为创作阵地，在孙犁的影响和指导下，以趋同的艺术手法和创作风格树立起“荷派”的文学旗帜。韩映山在文学流派上归于“荷花淀派”，他不仅坚持了孙犁诗化小说的风格，也坚守了“荷派”的“风骨”意识，尤其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上和美学倾向上，始终坚持书写那些充满时代热情、健康向上且给人以“美”的熏陶的作品。韩映山曾经多次谈到孙犁的作品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风云初记》，像早晨的一片云霓，淀上的片片白帆，林间黄鹂的鸣啭，平原上摇曳的红高粱，带着奇丽的光彩，诗一般的意境，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溪流，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他和“荷派”重要的作家刘绍棠、从维熙和房树民等人更是保持着真诚的友谊，他们互相通信，在文学创作上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真诚的创作认同，“荷派”作家不仅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孙犁开创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在美学倾向上对“真与美”这一审美旨趣亦保持着高度一致。以韩映山为例，他的小说充满着一种乐观的精神氛围和引人向上的勇气，这不能仅仅归功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是“荷派”作家坚持追求“真善美”、坚持“人格与文格统一”的精神外化。韩映山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主要看作品的生活细节真实和作家的感情的真诚。虚伪造作是欺骗不了广大读者的。作品能否存在，不在于几个评论家捧场，它要经受广大群众的鉴别和时间的考验。有的作品出世时，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时间越久远，越能发光放彩。”在对于美的寻求上，他更是坚持了“荷派”一贯的“道德净化论”主张，他的作品书写美、歌颂美，追求一种美的人格和人生境界，并非来自于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创作热情，而是有着鲜明的精神倾向。1980年，韩映山在《绿荷集》后记中这样写道：“文学是人学，它应该像人生那样丰富、多彩。它应该在鞭挞假丑恶的同时，宣扬真善美，给人以道德力量，鼓舞人类前进。它的功力应该是寓于潜移默化之中，陶冶人的灵魂。”而对于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韩映山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文学作品应该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引导生活前进，写出人的品德和情操。作品的思想境界应该高一些。既不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又不应该凭着主观意念制造假大空。”纵观韩映山一生的艺术实践，他在乡土诗意中的现实主义追求，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图解”政治的理念上，而是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从时代的、人民的审美视角出发，复归于理想社会人性的探求。或许，这不仅仅是韩映山个人艺术经验的反映，更是“荷花淀派”文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荷花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具影响力的一支乡土文学流派，著名作家铁凝、贾平凹等人的初期创作也多受其影响。然而，这一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却充满坎坷，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后，许多“荷派”作家在艺术风格上有了新的转向，刘绍棠、从维熙两人更是因为“错划”与“错判”的冲击，复出后在创作风格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韩映山虽然幸运地躲过这场运动，但是“荷花淀派”却如他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地步了。对于这种变化，韩映山在惋惜“荷派”变化的同时给予了文友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在他看来“荷派虽有起有落，有兴有衰，然而此流派的影响是不会终断的，他不会是强弩之末。”他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守“荷派”精神从事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去追赶那些“赶时髦”或者“哗众取宠”的现实主义，始终追求乡土诗意中的现实主义书写，捍卫着“荷花淀派”文学精神的纯洁性，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1990年，韩映山在《关于“荷花淀”文学流派》一文中，又重申了“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这一创作宗旨，并且认为“如果违背这一宗旨，就是对荷派艺术的亵渎”，他在后期的创作中一直坚守着这宗旨直至生命结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荷派”文学最忠诚的传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