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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作品大多篇幅较短，以五六千字居多，但这丝毫未影响其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刻与丰富，这得益于其语言的精练、生动。在孙犁的作品中，往往几句话就能将人物的心理、性格鲜活地刻画出来。比如《荷花淀》中对几个年轻媳妇的性格刻画就是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来展现的：“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话得跟他说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简短的几句对白就使媳妇们截然不同的个性以及对丈夫的担心、思念、含蓄、羞涩跃然纸上，令人读之忍俊不禁。这种简单、生动、口语化的语言，正是孙犁孜孜以求的。在他看来，只有语言的积累是不够的，必须经过精心的锤炼和筛选，生活中那些“常说的，明确简洁的，发音响亮的，有声有色有灵魂的语言”才能够进入文学作品。早在1941年，他就在《文艺学习》中谈到语言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鉴于此，孙犁的语言才会简单而不落俗套，清淡而不失典雅，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这种大美，既是孙犁一贯追求的审美风格，更是他人生品格的外化。 孙犁清新的创作风格使文坛上一代年轻作家群起效仿，他们都以孙犁作品中的美学旨趣为艺术上追求的目标，视孙犁为“心里的一颗明星”。刘绍棠曾回忆到：“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深地热爱上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受到了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孙犁同志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读孙犁同志的作品，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我从孙犁同志的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从维熙回忆到：“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育于童年的乡土，那孙犁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在孙犁的指导下，刘绍棠创作出了《大青骡子》《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等作品，其他的一些年轻作家，如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也分别在孙犁的影响下，创作出了《七月雨》《故乡散记》《瓜园》《鸭子》《水乡散记》《作画》《引力》《渔婆》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或描写运河两岸的农村生活，或描绘白洋淀水乡的风俗人情，或抒写对冀东农村的炙热之爱，情节生动、语言清新、素朴，心理刻画细腻，富于诗意，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抒情味，与孙犁的创作一脉相承。年轻作家群的形成使“荷花淀”派初具规模，此后，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创新，并将荷花淀派发扬光大。 面对志向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孙犁总是耐心培养，充满关爱之情。他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做编辑工作时，就意识到文艺刊物对于培养文坛新作家所负有的重要责任。他说：“文艺刊物既是一块实际的园地，它就必须经常具备适当的土壤、雨水和气候。如果园丁不耐心，或是由于缺乏经验，气候有时不正常，肥料有时施的太多，有时施的太少，对于幼苗都不适宜。”因此，他从来不会小视投稿者的来信，每封都认真回复，写得很长，也很有感情。对于来稿，他本着尊重原作者的原则，也很少对稿件进行删改，如果确实需要改，他则会请作者自己修改，这既是一个文学大家对年轻人的尊重与爱护，也是他培养作家的一个方式。孙犁认为，“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年轻作家的作品，他总能给出中肯的意见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长和欠缺之处，既不妄加吹捧，也不随意贬低，体现出他对投稿者的无私关爱和作为编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孙犁的编辑生涯中，这种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以贯之，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20世纪80年代前后，面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活跃局面，孙犁提醒年轻作家“不要赶浪头”，盲目学习西方的创作手法和生套西方的文学题材，他大胆指出了文坛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新时期很多优秀的作家也曾直接或间接的得到过孙犁的指点和帮助。1980年，铁凝在参加河北省文学讲习班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曾受到尖锐的批评，作为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铁凝将作品寄给了孙犁，孙犁收到作品后不但回信肯定了铁凝的创作，而且安排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将这篇作品发表了出来，这在铁凝的创作生涯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贾平凹也不止一次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孙犁对其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孙犁曾说：“我存在着很多缺点，除去一般文人的缺点，我还有个人的缺点。有时候名利二字，在我的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利’好像差一点；‘名’就不一定能抹掉。好为人师，也是一患。”由此观之，我们能够感受到孙犁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谦逊、平易，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热忱和赤子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