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近些年来，“西方文学优越论”在华夏大地上呼声不断，倡导全盘西化的思想也愈演愈烈，使得东方文学学科无法全面的进入我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也会面临缺乏独立自主学术地位的挑战，因此，不能够争取国家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与扶持，导致东方文学研究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具体而言： 困境之一：“欧洲中心论”对东方文学研究的冲击 “欧洲中心论”也称为“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待全世界的看法，其中包含着对除了欧洲以外其他文化的排斥意味，也表露了欧洲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的膨胀，长久以来，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思想偏见。此种观点认为，欧洲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欧洲将是引领世界潮流的先锋，是世界人民的统领，也是非欧洲人走向现代文明的主要阵地。这种狭隘的优越论，让欧洲人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更忽略了世界其他文明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贡献，因而，遭到很多反对的呼声，还间接的对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形成极大冲击力。 回顾整个学术界，以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屡见不鲜，进而，导致中国文化患有失语症。在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权控制下，我国的多数高校教师都屈从于此言论，易言之，编撰属于自己文化的《东方文学史》计划需要被迫放弃。面对此种困境，1950、1960年代的北京大学，由于深受兼容并包开放思想影响，从事东方文学的研究学者大胆开设“东方文学”课程，在课堂上讲授丰富的东方文化，传达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学精神，并编辑出版了《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卷》，影响深远，给予“西方中心主义”以强烈的回击。但好景不长，势单力薄，加之后来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东方文学的研究仍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从客观上讲，欧洲曾经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欧洲文化带有相对明显的典型性，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和循环的过程，人类终究是生活在多元化、多中心、多体系、多侧面的文化圈中。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清醒的认识自身文化的多元性，并努力了解世界历史与文明的丰富性，用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他国文化，把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精华相互融合，从而，将自身行为置于多元共生的文化圈内，不断的走出狭隘的历史观，向真正的包容、共进、理解、尊重迈进。 困境之二：东方文学无法真正进入大学教育体制 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下，东方文学并未真正走入大学的教育体制之中，笔者以为，高校的课程设置是影响东方文学学科能否进入高校教育体制的关键。1980年代初期，老一辈东方文学研究专家积极倡导外国文学史教学中，东方文学史要占据一定比重，至少应有三分之一的比重是讲述东方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东方文学史在世界文学史中的核心作用，世界文学史应该包括东方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二者兼备才是全面的世界文学史教材。但是，1990年代出版的最新教学大纲中，并未给予东方文学史相应的地位，即，东方文学史在高校的教育体制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现如今，除了数十所学科建设特别齐全的院校外，其余高校根本没有东方文学史的课程设置，甚至，有些高校的师生在提及东方文学时，显得格外陌生，这些现象都是高校文学史类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的。 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直接影响东方文学专职教师的培养问题，相关大学和相关院系的政策决策者会根据原有的课程设置来引进相应的人才资源，那么，由此观之，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引进人才也会缺乏丰富性和多元性。与此同时，与之相对应的教学团队的人员结构也是不协调的。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团队中，应该具备融合东西方文学的教师、专攻西方文学的教师、专攻东方文学的教师，三者要比例均衡，协调统一，不可偏废。事实上，许多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师队伍中，只有欧美文学的教师，换言之，这是不平衡的体系，没有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知识体系，是不健全的；不包含东方文学教师的师资队伍是不完善的，因此，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处于尴尬境地。比较文学是需要参照系和坐标的，东方文学可以成为西方文学的参照，而西方文学也可以当作东方文学的坐标，两者是相互共荣的主体，不可分割，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由于东方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师培养方面的问题，也将使得中文系或外语系的大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熏陶。人文修养的习得是个漫长的过程，而大学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东方文学中包含的“人性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和、包容、辩证、仁爱、含蓄、谦卑、人情关怀”等精神价值都是大学生需要学习和修炼的品质。学生的日常行为是一方面，大学的课堂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将人文素养的习得与精神文化传播结合，是当下人文学科教育的题中要义。人文素养不能用数字来衡量，它不是外国文学史（包括东方文学史在内）考试分数的高低，它是大学生日常生活行为和精神的再现，它是日积月累的量变引发的质变，因此，它是隐性的显现，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恒久追求的目标。 困境之三：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扶持与帮助 由上述所言可知，我国东方文学历史地位的动摇与“西方中心论”有着直接的关联，而由此带来的高校东方文学教育体制不完善也让东方文学研究缺少专业的师资队伍以及科研团队，鉴于此，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中，东方文学的学科发展优势明显不足，对于东方文学研究方面的扶持与帮助力度也相对较小。 国家文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原则是因时而定，因事而定，即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入“十二五”规划以来，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渐显现不容忽视的地位，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建设日渐提上日程，若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国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对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益处可观，意义重大。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同样如此，若想推动东方文化的有效传播，促进东方文学研究的稳步发展，国家需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然而，近些年来，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现状并不乐观，表现在对东方文学研究意识的淡化，学科的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设置不合理，由此将导致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科研水平下降。而国家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法律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 文化政策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行政机构对文化领域问题所颁布的相关规定和对策。政策对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具有能动的主导作用，正确的政策对文化的发展可以起到主动推进和使其加速发展的作用；反之，错误的政策也可能阻碍和破坏文化的正常发展。可见，文化政策对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重大。目前，我国对当下的东方文学研究缺少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文规定，比如将“东方文学史”写入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并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比如在高校的外语学院或人文学院设立相关的东方小语种专业；再比如扩大东方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并提供相应的就业渠道和法律保障等，这些在当下的语境中，都是空白点。与此同时，对于东方文学研究者以及研究所的财政保障也是缺乏的，财政保障是人文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重要支撑，财政补贴可以使研究者享受应有的待遇，获得应有的智力成果报酬。除此之外，相应程度的财政扶持还能够给予学者提供经费支持，如查阅文献，购买相关书目，实地考察等，尤其是出国考察环节，是东方文学学者做好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我们所谓的东方文学研究带有一定程度的比较文学意味，“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寻找人类文学共同审美规律和文化共性的新兴学科，不能以中国代替东方，更不能以西方国家代替世界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出国考察他国文化，感受异域风情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