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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价值及社会影响 本课题的基本思想，曾在2008年“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反响极为热烈。中国文学人类学会会长徐新建教授在大会总结时说：“使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做得最好的，是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热依汗。她的文章让我觉得豁然开朗。她把《福乐智慧》这样的维族经典跟来自儒家的、北宋时期成型的《四书》来作比较，实际上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不仅打通古今，更打通了汉与四夷……热依汗的比较和论述提出了在多民族国家里审视传统和现代的新张力。” 民族出版社随后派编辑积极约稿，并组织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认真审读，认为是难得的极为有益的学术成果，能够成为国内《福乐智慧》研究权威性的研究专著之一。 专著出版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欣然为本书撰写书评“热依汗和她的新著《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一期上。书评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我们对于各民族音乐歌舞的发掘和推广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各民族文化的研究，对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有关各族文化对‘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研究，除了少数先觉者的勤奋努力(他们的成果如《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等)外，还缺少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索。事实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多元一体’正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没有这个发展了几千年的‘一体’，各民族文化都是孤立、互不相关的，那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化;同样，如果没有56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多元，那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体’。热依汗?卡德尔的《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创意的新的贡献。” 乐黛云还说：“我认为《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比对》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作者将《福乐智慧》一书置于同时代汉文化发展的语境中，同时又将北宋儒学置于维吾尔兄弟民族的智慧中，加以打通、比照，构成一种独特的对话，使边疆地区的人民更了解中原文化，也使中原人民更能从历史上懂得兄弟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特色。这种创造性的沟通使中国多民族的同源共生更为突显，为我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作出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2012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29期刊载了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专家邹赞博士对该书的书评：“文化的血脉——《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评介”。他说：“《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它对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文化与宋代中原汉文化的学术典籍进行比对，既有历史视角的追溯，又有建构于经典文本的平行研究，为梳理中原汉文化与维吾尔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又一份例证”。“该书择取了平行研究的比较模式，即以中心文本为依托，分析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基础，注重某种文化思想的动态生成过程，有效地避免了文本套文本的简单、牵强比附”。“《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试图在文本与思想的两个层面寻求古代维吾尔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评价说：“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观念并不能建构在虚无缥缈的空洞说教上，它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寻那条连结各民族文化的血脉，通过互证互识，廓清各民族文化间影响和交流的复杂谱系。因此，该书的意义所在，既是因为它的学术含量，也是基于作者的诚挚用心。” 维吾尔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性，促成了其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性。特别是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长期交往，使得两个民族都从这种交往过程中获益匪浅。在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将《福乐智慧》与中原的儒家经典《四书》进行比对，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维吾尔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且有助于人们以更宽阔的视角，重新审视维吾尔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互动。我的专著《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正是在这一学术使命驱动下完成的。本书的创作目的，就是希望将《福乐智慧》代表的“智学”与北宋儒学的“理学”放在各自的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系统阐述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所表现的相似而又差异的人文思想，对其关联性进行系统描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