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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在朱镕基总理2000年视察甘孜州，并做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决定之后，甘孜州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改观。然而距离“起飞”的程度还差得很远，尤其是百姓看病难上学难的问题尚未解决。 鉴于此，他俩建议中央政府实施全国支援臧东高原发展的政策，首先投资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其次，建立长江中下游发达省区对上游省区的水土保持补偿机制，以便为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筹资。再次，给予甘孜州类似特区那样的政策，以打破地区边缘化的怪圈。例如，发放赛马经营许可，允许当地政府从中获取财政收入，等等。 任、杨老师的一席话听来沉重。虽说仅为 “一家之言”，对于我们仍不啻是一把开启康藏研究之门的钥匙。 公共援助的理由 2005年6月26日下午，课题组在青城山附近的鹤翔山庄召开研讨会，主讲人是经济思想史教授杨春学。他旁征博引地讲解何为社会正义和公正，以及如何校正不公平状态。这些讲解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课题组成员之间的问答和争辩到晚餐后还未终止，我从热烈的讨论中受益匪浅。 回想自2000年开始做藏区发展研究，常听到地方官员要求中央政府援助，每每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叛乱作为一个论据。由此论证，如果当前地区援助资金不足，就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动摇国家的统一，等等。藏学家介绍康藏地区的时候，免不了也沿用相似的逻辑。他/她们的开头语几乎惊人地一致，那就是“治藏必先安康”。据说这是来自清朝鼎盛时期的统治经验，意思是稳定了康巴地区，也就牢牢控制了西藏。在我看来，这条被奉为“定律”的经验在几百年前或许有效，可如今仍以此为据来向中央政府索取资源，却与现代国家的施政理念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悖。在当今世界，有关援助后进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主流理论依据及制度政策，出自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的认同，而非对社会骚乱的回应。从援助者的角度看，如果何处有可能出现骚乱，就向那里拨款，岂不是无形中鼓励了骚乱？从受援者的角度看，倘若以避免社会骚乱为名来争取援助，岂不是隐含了对援助者的要挟？可见，争取地区发展援助需要新的论据而非沿用历史的惯例。 (责任编辑：admin) |